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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统体裁学研究往往把体裁视为自足的、本体论意义上实在的自然存在，或者把它视为不带成见的理想模型。而不管怎样，这种思路很容易让研究者根据所谓客观真实对民间文学的文本强行划分和归纳，忽略被研究者主体有关体裁的话语，至于那些在历史叙事背后“向我们发出冷笑”（吕微，2003：162）的主体更是视若无睹。结果，体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研究者主体强加给被研究者主体的事实，体裁分类则成为前者的单向行为。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明确问题的所在。这种谴责所针对的是过去忽略被研究者主体有关体裁话语的体裁学研究，而不是体裁概念或体裁分类本身。体裁分类是编辑作品集的必要前提，也是以某类体裁为对象的所有研究所必需的步骤，由此它可谓是现有民间文艺学乃至口头传统研究体系不可缺少的立足点之一。假如研究者在各自下定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那么，学术界减少了研究者之间的通约性，难免影响彼此可理解的学术对话。与此同时，有些“力求发现文化动力机制的民俗的心理学研究或人类学研究”，也把某类体裁概念作为基础。在他们的田野调查和文化研究中，体裁概念可以成为“能够产生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的“方法论范式”（Ben-Amos，1981：xii）。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体裁分类不完全是研究者主体的所为。诚然，“在我国历代民间社会，人们对神话、传说、故事这些体裁并无细分，人们从来都是笼统地称为‘讲故事’，或者其他根据各地的习惯叫法，称之为‘讲瞎话’、‘讲经’、‘摆龙门阵’等等”（江帆，2003：4）。即便如此，当“民间社会”运用这些地方体裁概念时，对这些体裁和诸如谚语、说书、唱戏等话语形式仍有自己的区别。研究者在没有认真探讨的情况下断言“民间社会”没有体裁分类，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轻易放弃了必要的探究，也易于导致“那些研究所谓‘原始艺术’的学生……常常说这些持低级文化的人不会讨论、或很少言及艺术”（吉尔兹，2000：125）诸如此类的误解。其实，问题不是“民间社会”有无“学者们”的体裁分类。“学者们”的体裁分类和“民间社会”的体裁分类之间出现了脱节，这才是问题。
三、体裁学研究的去向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应用实践的角度而言，现有的和将来的研究体系都难以摒弃体裁。我们反驳有关体裁学研究的质疑并不难，更重要的是反思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对体裁学研究提出质疑。既然“现在规则的失效，正是寻找新规则的前奏”（库恩，2004：62），那么，这种现状或许反映了体裁学研究正在面临着一次蜕变的需要。
（一）体裁学研究的多元化
当我们在反思的基础上设想体裁学研究的未来蓝图时，便会发现传统体裁学研究尚未充分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体裁”究竟是什么。正如上述，关于体裁，国内研究者在没有充分思考之下自然形成了一种经验性理解。由于任何研究框架都要受到研究者对概念理解的影响，这种经验性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体裁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总体上看，体裁对早期国内学者而言，首先意味着他们借此处理文本资料的分类条目。当他们使用“类”、“品种”诸如此类的词来指示那些“神话一类大同小异的东西”（周作人，1923）时，或者当他们集中讨论其分类方法合理与否时，体裁实际上被视为一种共时的类别概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前苏联著作的普及，“艺术形式”、“样式”等概念正式进入国内，体裁又被视为一种共时的语言现实。尽管“样式”原来是属于广义艺术史的概念，在文学领域一般指示“不具有明确的语言现实的历史现象”（トドロフ，2002：61），而国内民间文艺学者往往把它当做“艺术形式”的代名词，很少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考察。亦即，一方面，传统体裁学研究往往把体裁理解为大于“型式”、“细目”、“类型”等的分类层次；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体裁理解为一种由各种语言现实构成的文学内部规则。
由于这种经验性理解的存在，当后来的研究者根据约定俗成的用词习惯并运用暧昧模糊的体裁概念来进行分类时，他们的所谓“科学工作”因工具的不科学性而难免陷入了困境。于是，有些研究者就像修正主义社会学一样，努力对模糊的日常概念下严格的定义，用严格的其他概念来取代它，以更明确地反映现实。而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所谓“分析性现实主义”的失败已经足以说明，这种做法只能让研究者看到某些假说或理想类型。虽然国内研究者把握了个别体裁的某些特点，甚至认为把握了“本质性特征”，他们面对现实的多样性却依然不知所措。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体裁学研究首先需要认真检讨体裁概念，并以此为线索而努力重构今后的研究范式。
体裁究竟是什么？至今，语言学、文艺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在所谓“民俗体裁（folklore genres）”方面，美国民俗学者本－阿莫斯在1976年汇编的论文集《民俗体裁》中，便指出了诸如“传统分类条目”、“普遍形式”、“发展形式”、“话语形式”等四种基本含义。这里姑且借用本－阿莫斯的观点作为一种向导工具，来继续我们的讨论。
沿着这种观点看，那么，传统体裁学研究可谓是研究者分别从“传统分类条目”和“普遍形式”的侧面讨论体裁的成果，我们可以把基于这种概念理解而形成的研究框架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从结果而言，假如这两种模式能够在自省的基础上继承过去的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可以在将来的研究范式中主张自己的生存权利。
第一种模式把体裁理解为“传统分类条目”。假如我们要把这种研究模式编入到将来的研究范式并使之成为其有意义的一部分，那么，首先必须严肃地看待现有体裁系统并非立足于本土资料的事实，在此基础上继续检讨“在区分特征基础上的理想化的分类法”（哈尔维拉赫蒂，1987：171），并积极参与所谓“档案制活动”（杭柯，1987：171）的过程，以更有效地保管和利用那些日益增多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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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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