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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对已有体裁系统的袭用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正式开始之后，国内资料数量迅速增多。然而，国内研究者并没有根据这些新资料来建立一个立足于本土的体裁系统。反之，他们主要把这些新的资料塞进一个已有的、甚至不是根据本土资料的内在规律而设计的分类框架之中。于是，当《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简称为《工作手册》）根据“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1987：70）来规范体裁并对资料进行体裁分类时，研究者难免陷入了困境。
为了解决资料事实和既成概念之间的偏差，国内研究者煞费苦心，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措施。如《工作手册》规定，在区分第一层次体裁时，“如有超出此体裁者，可增加名目排于适当位置，或用‘其他’为项，排于三者之后”。（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1987：24）其实，“其他”不外乎“无法分类”的意思。这种体裁的滥用，等于使用者承认了现有体裁系统的局限性。
到了第二层次体裁，《工作手册》的灵活措施使得不同的体裁概念相互交织在一起，更是暴露了现有体裁系统的失效状态。如“上列各类故事之间也多有交叉，有些机智人物故事和某些生活故事接近，有的则是笑话，有的笑话也是寓言。在分类时，可将属于同一主人公的机智故事统一归入该机智人物名下；机智人物故事选录太少，亦可将其置于生活故事中，不再单独成为一类。笑话和寓言重叠的作品，可依两类作品情况，酌情处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1987：79）换言之，所有体裁区分“按作品中的侧重点而定”，而最终确定“侧重点”的依据便是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和作品数量。
另外，《工作手册》也允许地方工作者随机建立各种第二层次体裁名目。《工作手册》的本意大概是为了强调地方文化多样性。①其实，这也是为了克服现有体裁系统和所采集资料之间的差距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当“根据实际情况斟酌处理”之后，体裁自然变成了彼此之间相互重叠的烦琐条目。
更为严重的是，《工作手册》要求地方工作者在“紧紧把握其体裁特点和讲述风格”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以“使整理的作品区别于一般书面文学的阅读体”。（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1987：64）实际上，这等于鼓励他们按照现有研究范式认为符合某种体裁的形态对文本进行改造，将其塞进既成框架之中。
尽管存在一些弊端，由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搜集、整理以及分类资料之前已经有了同一个研究范式的指导和支持，它最终还是成功地区分了数额庞大的文本资料。仅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也值得被誉为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史“最后的光辉篇章”（刘守华，1998：813）。但它还是“旧路径辉煌的顶点，而不是新路径明晰的开端”（刘宗迪，2004）。
（三）走向两极的体裁特征研究
1．鉴赏家式的体裁特征研究
按理来说，我们之所以把某个研究对象叫做体裁A而不是叫做体裁B，主要是因为A、B、C等体裁概念作为一种规范而存在。规范也是由一个范式确定下来的自我和外在约定之间的关系。为了保证规范的民主性，我们一般都会主张说这一规范得自资料本身的某种规律。在民间文艺学界，每种体裁概念赖以成立的规律，通常被称为“体裁特征”。
从周作人和赵景深有关“童话”的讨论可以看出，早期国内学者主要采用排他和比较两种方法，探讨了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特征（周作人，赵景深，1934：66-68）。而在后来的体裁特征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采用后一种方法，从题材内容、风格、表现手法、传承人的态度等角度，探究了某类体裁相对于另类体裁而言的特征。关于国内学者对体裁特征的理解，《工作手册》做了如下总结：
显然，上面所列举的特征在多方面相互交叉，大多难以成为严格的分类标准。即使神话的“神奇幻想”以原始思维为基础，传说的“幻想性”以原始思维和现实生活为基础，民间故事的“幻想神奇因素”是来自现实生活的“虚构性”，仅对那些现在流传的叙事文本而言，这种缺少确切依据的、或凭借主观感受的区分，大概只能说明分类者的“相对主义”（迈纳，2004：317）趋向，而缺少更多的实际意义。相信内容的真实与否，更是研究者难以确认的一种“听众的自由”（プロップ，1986：39）。假设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要验证传承人的态度对体裁的构造作用，那么，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有可能否定原初的假设。
在上面列举的特征中，唯有形象和若干的表现手法似乎可以突出这三种体裁之间的差异。虽然这些大多是周作人早在1913年所指出的几点，《工作手册》由于在划分体裁界线时没有像周作人那样果断，显得比周作人更加高明、老练。如《工作手册》首先把神话定义为“原始时期人们不自觉地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加以形象化、人格化，而形成的幻想神奇的故事”，然后又附加说明“神话中的形象并不都是人格化的神，还有动物或人与动物的合体。在其他体裁的故事中有时也有神，也有以原始思维为基础的幻想成分。有神的故事并不都是神话”（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1987：70－71）。为了留下解释的余地或“模糊域”（李扬，1987：196），《工作手册》采取了这种自我否定性的表述方式。而这种措施，难免损害了它所列举的体裁特征作为分类标准本该具有的实际意义。
另外，《工作手册》也要求分类工作者对资料进行“综合考察”（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1987：69）。然而，它始终没有说明当一个文本资料兼备两种体裁的特征时，应该优先以哪些特征作为分类依据。由此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分类工作者对分类依据的任意理解。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所收《五匹宝马》，其中出现了具体的地名和人名，又以解释当地出“乌金（生铁）”的缘起为主题。而它之所以被归纳为幻想故事，无疑是因为其中存在幻想故事的常见表现手法“三叠式重复”。假设其他工作者把传说在内容题材和形象上的特征优先于幻想故事在表现手法上的特征作依据，那么，它完全有可能被归纳为传说。就如鉴定艺术作品的“莫雷利鉴定法”，根据由《工作手册》提供的特点，其他人好像都可以识别体裁，而它只是通过一种别人可理解的方式，具体提示分类文本资料的判断依据是什么。①亦即，它与其说是研究者据此进行体裁分类的依据，不如说是分类者在做出判断之后，用来说服别人的或者用来核实自己判断的事后说明或核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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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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