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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民族语言政策：
应在法律上给民族语言一个地位，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语言观。
记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民族语言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比如在我国，除汉语外，还有英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英语现在处于一个很强势的地位，年轻人都在努力学英语，同时少数民族也在强调保护自己的语言，这样会不会从两个不同的方面造成一种“去汉化”的后果呢？
余：影响一种语言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人对语言的观念。比如现在中国很多人都热衷于学外语，假如我们中国这样走下去，很可能就会造成汉语的失落。为什么？因为这样对自己母语的热爱和尊重都不够了。语言是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一旦发生变化，速度是惊人的。改革开放30年来，变化巨大：普通话在全国普及、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濒于消失、外来语大量涌入，现在人们开始反思，开始抢救、保护濒危语言。至于“去汉化”，这要分辨清楚是“去汉字”化，还是“去汉文化”化。“去汉字”化，这是各个民族可以做的事，但事实上也做不好，比如日本。而“去汉文化”化，则是否定和割裂了历史，实不可取。
记者：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在融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要随着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找到一个途径，使少数民族既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又能顺利地融入到一个更大的环境中？语言应该怎样变化才更符合语言的规律，同时也符合民族的发展规律？
余：这就涉及到了民族观和语言观的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也会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失去信心。开始是借用外来语言，然后就是移用，最后就是全部拿别人的来用。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失落感也就出现了。那么应该怎么做？首先在法律上应该给民族语言一个地位，现在民族语言没有足够地位，各个民族在说自己的语言，但这个语言不能进入整个社会的大沟通中。给民族语言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是国家需要好好研究的问题。包括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都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个法给普通话作了定位，它是国语，是所有中国人都要学、都要说的。那么别的语言呢？也要有个定位，并且写入法律中。
记者：那您认为国家在语言问题上应制定哪些相应的民族政策？
余：我觉得民族政策关键是不能说“保护”，应该让它自然发展、自由发展。当然发展的最终结果很难说。有的民族语言也可能发展，有的民族语言也可能就消亡了。从历史经验看，人类的语言可能会经过一个统一、分化到再统一的过程，将来世界可能会出现某种共同语。但是归根结底是要确立民族自信心，树立正确的语言观。比如犹太宗教语言希伯来语曾是濒危语言，但是在犹太民族强烈的语言拥护、保卫意识作用下，终于替代阿拉伯语、犹太西班牙语和依地语，在以色列建国后发展成为官方语言。比如中国吴方言的变异——温州话，本是少数族群的语言，但是他们依靠自由经济的市场活动，借助这种族群语言的特殊性发展起来，不仅没有被吴方言消解，也没有被汉语普通话同化。
记者：但这里面也有一个冲突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民族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对这个民族的自尊、社会地位以及民族观念塑造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某个少数民族语言占据主导地位，会不会产生这个民族的成员不认同国家而只认同自己的民族的现象呢？
余：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它按照出生地分成非裔、亚裔、西班牙裔等族群，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提倡文化的多元发展。他们既有国家的认同，又保持民族的族群认同。
记者：汉语言文字对国家统一的意义是什么？
余：语言的变化速度要快于文字的变化速度，语言的变化是不稳定的。如果语言变化而相应的文字没有变化，文字就会消失。印欧语言变化很快，但是文字没有变，于是就只能不断修正文字的读音规则来使文字适应语言的变化。但汉字是表意文字，而非表音文字，因此尽管汉语言的发音有演变，但汉字却千百年流传了下来。不同的人可以按照不同的音来读汉字，但汉字的意思是不变的。汉字是能包容不同地域、不同发音的一种文字。不论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的变化，不论古今汉语的语音发生多少变化，中国依旧能够维持统一的局面，对此，汉字是起到巨大的作用的。同文同种，汉字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另外，词语的一致，也塑造了相同的思维模式，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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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2-1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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