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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的小型叙事不只是传播信息，这些叙述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舆论力量，地方性的叙事是一种地方伦理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在“喝酒吃肉望星空”之余，这些叙述对本地人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和评价机制，形成和传播着本地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地方性叙述既有对当地掌故的叙述，也有对本地新闻性的叙述。除了那些具有教化意义的掌故，除了那些具有道德楷模的人物，还有地方性的喜剧人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系列，有自己的人物画廊。地方性的叙事形成了地方传统的重要内涵，形成了地方自身的小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说，地方叙述帮助建构了地方意识。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都受到这些叙述的教化，也受到这些地方叙事舆论力量的规约。正是这些地方性的小叙事参与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感。
地方性叙述所讲述的人物是丰富多样的，乡村社会包括那些小城镇的各种人物都进入了地方叙述，这是人们所说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小地方，小人物，他们的事迹不足以名留青史，然而也不是没有痕迹，他们的性情与故事留在地方性的话语谱系之中，他们在地方性的叙事里得到恰当的小历史和小叙事的位置。地方叙述中有许多不同的人物形象，既有本地权威人物，德高望重者，也有臭名远扬的人物。而且每个小地方都有人们特别“喜欢”的傻瓜型人物，弱智者或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小地方的孩子从小就听说这些叙述，他从这些叙述的话语和风格中就知道如何与这些不同的人物相处。即使是那些傻瓜与有罪错者，由于在地方叙述中有了位置，也就被地方的人们所接纳。人们在关于那些愚蠢的人的故事中已经知道如何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传统社会，通常人们不会把某些傻瓜或精神病患者送交医院，或以别种方式把他们隔离起来。甚至不把那些臭名远扬的犯有罪错的人送进监狱，地方性叙事仿佛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约束性力量，一种无形的规范，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叙述就是一个话语的“牢笼”。臭名远扬就是一座监狱。事实上，在法律叙事之前，在法庭上对某些罪错的叙述之前，地方性叙事话语已经构成了乡村社会的伦理规约。而对另外一些非正常的人，傻瓜、弱智者和精神病患者，关于他们的笑料已经使人们得以善意地接纳了他们的愚或蠢。他们只是正常人的一副稍有变形的镜像而已。无论对故事中的人物，还是对听故事的人们，嘲笑和幽默似乎在充当着调节性的道德力量。小地方的人们在地方的故事叙述中就已经在某种惩戒叙述中接纳了他们，知道如何与他们共处，并且相安无事。
地方性叙述也有特别近似于新闻的叙述，那是人们所说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当然，关于好坏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地方性叙述除了教化功能，人生的教诲作用和喜剧的娱乐之外，在过去的世代里，地方性叙述也常常充当了一个无情的和过于严酷的法庭，所谓人言可畏，这些地方性叙述能够剥夺一些人的生活权利甚至是生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有许多对地方性社会以言杀人的地方偏见和传统道德的批评。地方性叙述也是地方偏见和地方传统发挥极大作用的形式。对于一些罪错，地方性叙述具有特别的宽容精神，它常常以嘲笑作为惩罚。但也有一些被认为是罪错的，地方性叙事往往给予当事人极其难以承受的叙事压力，使其丢尽脸面，使他们成为牺牲品。在传统的地方性叙述里，这是它为人诟病最多的地方。
地方性叙事既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信息传播，也不只是一种纯粹理想的伦理话语，在一些地方性叙述里，性话语一直是极为放纵的，甚至在革命时代，也没有禁止性话语的流布。性话语是一般的骂人话，带有某种娱乐性，但也是暴力和侵犯性的语言。地方性叙述因此不只是道德教化性的，有时带有明显的情色与窥淫癖性质，如同大众传播时代一样，媒介的堕落，它与其说是在传播社会必要信息，不如说更像乡村长舌头喜欢传播绯闻私事，而不是更重要的公共事务的信息。
地方性叙事是小地方的人们使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及其道德教诲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渠道，也是地方记忆的载体，是留给下一代人的地方记忆的遗产，使一个地方的现在和过去在叙述话语中联系起来。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把地方性叙述，它的片断的、叠加的、变异的种种叙述文本，视为一个地方的隐形的长篇小说，一个地方性的小型史诗。它的世俗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一部永远没有完结的长篇小说。它的叙事结构是开放的、延伸的，但也仍然具有长篇小说的结构形态，那就是一个地方的历史世界和社会时间。这个社会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冲突和戏剧性，而且它的叙述结构还特别现代，时间的交错，人物的复现，故事情节的重复，多重叙述人，以及叙述人与故事人物的多重关系等。我不知道在小说叙事的历史上，有多少作品得益于这一地方叙事传统。
地方性叙事的消失，是地方性消失的一部分。地方感和地方知识已经迅速地被大众传播所无限复制的经验取代了。生活中直接经验的叙述也越来越稀少，与人们自己直接有关的叙事越来越少，一些强势媒介和社会主导群体的叙述越来越多，这似乎构成了对边缘群体的另外一种压迫与侵害，迫使他们沉默，迫使他们进入沉默。面对自身的经验，他们感受到的是无言的压力。传播媒介以经验的复制取代人们自身的经验，以他者的话语取代人们自己的叙述，进入信息终端的话语不再使人们进入他们自己的叙事活动。最终，不仅是边缘地方的人们陷入他人的世界，城市中的人们也陷落在他人，或确切地说陷落在拟像世界里。人们不再那么关注自身的、感受所及的生活世界，而是一个拟像的景观世界。电视和大众传播带来的是单一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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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 200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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