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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的形成与发展等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因此，不深入研究道教，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下面分三个部分来介绍我国道教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历史的回顾
我们这里所讲的历史是包括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为止，即从1900年开始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时为止。为参照通常的阶段划分，可以把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二阶段，这中间包含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停止了，道教的研究也不例外。所以，从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能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只好附在第二阶段里附带地作一个简单交待。如果按照通常的阶段划分来看，我们也可以把第一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起步奠基的初期，把第二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起步奠基的后期。中国道教研究起步时间这样长，将近80年，表明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老是在那里踏步不前，在整个20世纪里它真正迈开步子、正式展开研究的时间是很晚的，是最后20年的事。在前80年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内对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学术界都存在着一种偏见，这就是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迷信，是应该予以彻底消灭的。韩愈唱之于前，朱熹和之于后，由来已久，影响深远，至今还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许多人对道教都抱着一种极端鄙视的态度，认为这种宗教文化，简直不屑一顾。既然不去研究，因而对它的价值便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在过去便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我国的道教研究和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时候，虽然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些文章和著作。其中有些文章和著作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我们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文献。但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并不多，与其他有些学科如哲学、历史乃至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情况相比，无论是就研究力量或研究成果来说，道教都显得非常单薄，尚未形成一支队伍，研究成果也仅仅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从20世纪初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时的情况。
再从起步奠基第一阶段（1900—1949年）的主要特点来看，这个时候仅仅是有些从事历史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如刘师培、翁独健、汤用彤、王明、蒙文通、陈国符、陈寅恪、许地山、傅勤家等人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附带作一些道教文化的研究，没有一个是以道教研究作为自己专业的学者。从当时的一些论著署名的情况来看，在这半个世纪里，大约仅有160人左右曾经做过道教研究方面的工作。而这种研究全都是自发的、分散的，并非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从总体来看，虽然涉及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在《道藏》源流，早期道教的历史和外丹术等几个方面。文章不多，专著更少。据粗略统计，这段时间的论文大约有200篇，专著大约仅有十来部。
起步奠基的第二阶段（1950—1978年），基本特点仍和前一阶段一样，从事道教研究的仍然只有一些非道教专业的学者兼搞一点道教研究的工作，其中有些学者如王明、陈国符等，是在前一阶段即曾兼搞道教研究，这段时间便成了道教研究的领头人。但即使是兼搞道教研究的学者，也不仅人数很少，形不成一支队伍，仍然是分散的和自发的，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而且还常常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把道教研究视为禁区。这个时候的道教研究状况，有点类似李清照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样子，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当时国外的情况相比，差距很大。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竟没有一个道教故乡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是极不正常的，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段时间虽然也出版过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发表过一些很有科学水平的文章，如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汤用彤先生的关于道教史和道教经典的几篇考证文章，以及袁翰青先生关于外丹方面的几篇论文，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有关道教的一些章节，还有其他一些学者的有关文章，但总共大约仅有50篇左右，其中专著特别少。因为时间比第一阶段要短一些（把“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除开，一共仅有17年），所以成果数量和第一阶段相比，还略有下降。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内地的道教研究工作完全停顿下来了，中断了10余年，这时的道教研究状况，真有点像是李清照所说的“凄凄惨惨切切”的样子，没有什么成果可言。而港台学者这段时间在道教研究方面却很有成绩，值得特别加以介绍。
第一，在《道藏》和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台湾学者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1965—1977年由自由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以后又不断再版。所收道书大约有800余种，共17集，加外集2部。美国学者苏海涵（MichaelSaso）曾到台湾当道士，利用其师的数据编有《庄林续道藏》，共25册，分为4部，1974年成文出版社出版。
第二，在道教史的研究方面，台湾学者有孙克宽著《宋元道教之发展》，1965年台中东海大学出版；《元代道教之发展》，1968年台中东海大学出版；《寒源道论》，1977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他还写有论文《唐代道教之发展导论》，发表于1974年《中兴大学文史学报》第1期；《唐代道教与政治》发表于1975年《大陆杂志》第5卷第2期。杜望之《儒佛道之信仰研究》，1968年华明书局出版。杜而夫《儒佛道之信仰研究》，1968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周绍贤《道家与神仙》，1970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等等。
第三，在道教斋醮研究方面，台湾学者刘枝万撰有系列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如《桃园县龙潭乡建醮祭典》，《台北县中和乡建醮祭典》、《醮祭释义》、《修斋考》等，后均收入《台湾民间信仰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2月出版。
第四，1977年台湾学者还创办了《道教文化》杂志，属于学术性、知识性的宗教月刊，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学者的这些贡献，正好弥补了内地道教研究的一个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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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拙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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