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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鞭炮：“层化实践”个案之二
直到如今，人们围绕是否应该禁放鞭炮还在争论不休。从我们的口述史材料中可以看到，鞭炮虽然并不像年饭那样占据很大的开支，但在家庭经济较窘迫的情况下，仍然属于需斟酌购买的物品。也正是因为家庭经济制约了放鞭炮的规模，鞭炮的长短、品种、数量才会成为家庭经济的象征。有不少受访者谈到鞭炮常被看作家庭经济的衡量标准：“还有烧炮仗，有钱人就烧好多好大的啦，用篮子来装来烧的啦，几捆的，可以烧近一个小时！我们穷人就烧一排排的啦，好像四个手指头那么大的，烧一排或者两排，年初一天一亮就烧。”（访谈lxm023zsl）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夸富式”的放鞭炮方式，在乡村还司空见惯。不过当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潜在的能力购买大量的鞭炮时，通过放鞭炮的规模来“夸富”的行为就失效了。
既然家庭经济限制了鞭炮的燃放规模，那么有限的鞭炮通常会分配在什么情境下燃放呢？人们又是以什么逻辑进行家庭经济限制下的鞭炮的“层化实践”呢？一些研究年节的著作指出，“在汉魏社会生活世俗化的趋势之下，岁时节日中的娱乐成分增长，岁时禁忌逐渐转向岁时节庆”[12]。唐宋之后新年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娱乐化转向，放爆竹不只是驱鬼辟邪的手段，而更成为欢乐、喜庆的方式[13]。我们的口述史材料显示，在我们考察的时段中，鞭炮的仪式性质与娱乐性质两者并非接替性的存在，而仍是并置性的存在。本文区分鞭炮的仪式性质和娱乐性质，主要依据燃放鞭炮的场景和时间，如果燃放鞭炮的场景和时间是有所规定的，称为“仪式鞭炮”，如果燃放鞭炮的时间没有固定，也不具备特定的场景的，则称之为“娱乐鞭炮”。
“仪式鞭炮”的燃放主要有三个场景：一是“标识性”场景，如在祭祖、敬神的仪式上，鞭炮在祭祀行为前后燃放，用以营造神圣空间[14]、迎送祖先神灵。如通常在年夜饭之前也要用祭祀仪式邀请祖先和神灵莅临一同享用，在饭后或者开年的时候再用鞭炮恭送祖先和神灵离去。在墓祭或祠祭时，鞭炮也是重要的仪式道具，邀请祖先享用和祈求保佑；二是“过渡仪”场景，如在大年三十与新年交接的辞旧迎新的午夜燃点鞭炮。有些地区也有在年三十年饭前“关门”（直到新年不再开门）仪式上燃放“关门炮”，在初一出门前燃放的“开门炮”，这也属于“过渡仪”的一种；三是“攘解式”场景，就是用于驱除鬼怪、邪气的作用。而事实上，这三种场景也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组成多重意义空间。但较为常见的是“标识性”场景和“过渡仪”场景两种场景，“攘解式”场景在我们的口述材料中较少见到。
区分“层化实践”下的“仪式鞭炮”和“娱乐鞭炮”意在解释鞭炮使用场景的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经济的限制下，几乎所有的放鞭炮行为都优先满足“仪式鞭炮”，其次才是“娱乐鞭炮”。正如一位受访者直接谈到的：“在我们家，鞭炮是烧不起的了，也就烧柱香，化些纸钱。但是在许多家庭，巴掌大的一包鞭炮还是烧得起的。一般烧三回，大年三十以后烧一次，年初一凌晨烧一次，年初二开年后再烧一次。”（访谈lsy209）
据粗略的统计，受访者在描述1949年左右春节放鞭炮时，提到“标识性”场景中，即具有祭祖敬神意味的鞭炮30次；“过渡仪”场景中大年初一零点辞旧迎新的场景23次，“开/关门炮”11次；“攘解式”场景3次，以上均属“仪式鞭炮”，总计67次。而提到“娱乐鞭炮”时，有关小孩玩耍的25次，制造喜庆氛围包括欢迎解放军、新媳妇的2次，共27次。也就是说，在总计的94次提到鞭炮的场景中，“仪式鞭炮”占71.3％，“娱乐鞭炮”占28.7％。
而在经济困难的1959～1969年间，受访者提及“标识性”场景中，具有祭祖敬神意味的有6次，比起1949年大幅减少，这除了家庭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过渡仪”场景中，大年初一零点辞旧迎新的场景的18次，“开/关门炮”9次。“攘解式”场景1次。此上“仪式鞭炮”共34次。而属于“娱乐鞭炮”的共有11次，但其中有4次属于集体组织的娱乐，如观看广州市爱群大厦附近的烟花、兵团和公社以集体名义燃放，以及政府举办的广州越秀山烟花，这4次不应算在家庭经济中，故属于“娱乐鞭炮”的占7次。那么，在总共41次提到鞭炮的场景中，“仪式鞭炮”占82.9％，“娱乐鞭炮”占17.1％。可见，在家庭经济不佳的情况，“仪式鞭炮”优先得到考虑，这说明，“仪式鞭炮”的仪式意义在人们的意识中可能更为重要。这种仪式意义的具体侧重则容易发生变化。比如由于观念的变化，祭祖敬神仪式较少举行，则“标识性”场景的鞭炮比例会下降，但同时即使是在城市，“过渡仪”场景下的鞭炮比例仍然维持相当的数量，尽管这种过渡性有时并不被实践者本身意识到。
四、商品化形塑
1、现象：从自制到购买
翻阅口述史材料，我们明显感觉到，春节早年需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准备年货所占用的时间比例大大下降了。一个受访者深有感触地说：“早几十年过春节好像很大件事，要花整个月去准备呢。现在也不过是多买几盆花而已（高兴），以前过年都是自己不断辛苦地做，八九年就不用了，都可以买到现成的了。”（访谈zhj175wsj）造成这一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市面上商品的极大丰富，市场上开始出售现成的制品。不单原有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且市面上还出售其它更多新鲜的品种，样式也越来越精致。受访者们对这些成品和新品种往往欣然接受，这些商品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俨然成了时尚。
81岁的华老先生自己有意识地总结了这些年来的贺年特色食品的变化。1949年春节的时候，由于家里比较大，他过年一般都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除了搞卫生之外，主要的就是办年货。此外还要开油锅炸煎堆、油角。1969年，尽管为了响应“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号召，大家都继续工作没有放假，但是华老先生的家人仍然提前很长的时间去排队购买制作贺年特色食品的原料。1979年，开始有现在的西式糖果吃，不过主要是水果糖，一般人家花生也能吃上了。1989年，“糖冬瓜、糖莲藕这些已经很少出现了，主要是西式糖果和食品占据主要地位，好像巧克力、开心果、杏仁等都是比较高级的。”
不仅传统的贺年特色食品在市场开始出售，一些像各种巧克力、开心果、饼干、点心等“以前见都没见过”的东西也开始风靡一时。这些食品不仅自己享用，尤其在送礼上特别体面。受访者说：“（1989年）拜年送礼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不再送自制食品了，而改成买现成的年货。新会已建成了一些大型商场，里头琳琅满目的贺年礼品真让人眼花缭乱。我不再提着大包小包的去拜年，常常是到了亲戚楼下，才到附近商场里买些包装精美的饼干、点心、糖果。”（访谈knd008kth）而类似的观点在访谈中俯拾皆是。
不过，有的人仍然会自己制作传统的贺年食品，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比以往减少了很多。有受访者在顺便谈及2000年的春节的时候就感叹说：“油角啊之类的这几年都懒得做了，随便买几包虾片炸一下，意思意思就行了。其实也不一定要煮煎堆油角嘛，反正都是为了开开油锅，希望来年富贵吉祥，有油嘛，有油水（广州话指有钱）。”（访谈lsy209）由此可以看到，传统贺年食品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主要在于它的“意头”，但如今也面临被年轻一辈遗弃的局面，因为它已经不适合年轻一辈的口味了。广东惠来某村的一个76岁的女性村民在1989年仍然有做一种叫做“九曲归”（一种过节食品，用糯米粉、番薯、糖等制成的大饼状食品）的食品，“包芝麻、花生、绿豆的应有尽有。花样多了，做的反而少了。年轻的不是嫌太甜就是嫌太腻，只是吃吃过过瘾。”（访谈chy192）
对联也与贺年食品一样，经历了从自己买纸写或请人代写到购买成品的过程。到了1989年，“那时的春联已不再是手写的了，而是印刷精美的印刷品。漂亮是很漂亮，只是家家的春联都差不多，千篇一律的文字，少了新意和创意。”（访谈cxm011cyf）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杨凌一样感受到千篇一律的不足，更多的受访者还是很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变化，认为印制的对联既精美又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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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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