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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经济下的层化实践
1、神圣时间中的层化实践
春节的一系列习俗是一种周期性的庆典，“日历使世俗时间结构和另一个结构的并置成为可能。……在这个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圣时(sacred time)事件被集中在一起，得到协调。”[9]也就是说，日历必然有世俗和神圣两种结构，才可能将日历进行间隔。这种神圣世界必须有特定的不混同于日常的方式来对待神圣时间中的事物，春节的禁忌体系就是最好的昭示。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神圣性具有传染原则，不固定于标志的事物，而是有放逸的特点，把其神圣性渲染至周围的事物上。[10]我们也看到在春节，普通的食物开始讲究语言上的“意头”，普通的货币染上“压岁”的用意，也就是康纳顿所谓的“圣时事件的集中”。
在访谈当中，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叙述特征：在受访者的叙述中，通常都有关于这一年状况的大段描述。自由叙述者是那样沉溺于表述这些日常的生活，以至于常常忘记我们的主题。但是，叙述日常生活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衬托春节的生活，人们努力使这个神圣时间区别于世俗时间，春节实际上是高于日常生活的特殊隐喻，其心理动机都是使春节期间的生活比平时过得更好。如果我们不能感知日常与非日常的区别，就无法辨别他们为过春节所做的努力及其程度。所以春节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对旧一年的积蓄的享用，也是对新一年的象征和祈福。可以这样认为，这种神圣时间的心理机制是促使人们操演春节仪式最根本的动力。
但是心理机制的运行与实践有赖于物质载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毫无困难地满足这种心理的需求。影响家庭经济的因素常常包含数种：一是社会政策的影响，如在集体化时代，必须遵循国家权力及其地方代理人的细致的劳动安排。同时，个人的收益获取和享受被要求与集体相一致，这会影响家庭经济的自主性。二是个人及其家庭自身的能力，如教育、职业、技能水平等的限制。三是家庭内部中劳动力与非劳动力（幼年子女）的比例。劳动力与非劳动力共享其收入，如果非劳动力过多，将使得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补贴他们的成长需要，集体化时代的工分制和统一配给制更加剧了这种情形。有受访者回忆大饥荒的1959年时，曾有意识地谈及这一比例的区别：儿女成群的家庭饿得偷番薯，而独生女则有余钱购买棒棒糖（访谈mc016czs）。受访者常以儿女数量及其成长阶段为线索，帮助他们回忆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对于访谈者而言，家庭经济不仅是回溯春节生活的线索，同时也可作为他们解释春节操演变迁动因的依据。
观察口述史材料，我倾向于认为，在个体化的春节实践中具有丰俭由人的特点。当家庭经济困难时，仪式实践可以是俭省的，而当家庭经济充裕时，仪式实践则更为繁复。这些仪式实践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层次，我称之为仪式的“层化实践”。之所以以“层化”来称呼，而不是用俭省或繁复来观之，是因为后者总是先以某种程度为标准才有所谓俭省和繁复之谓，而我认为，这种标准往往为文献的“内部知识”所占据，这一标准本身并不具备十分充分的“合法性”，在本文的叙述中试图纠正这一惯常观念，而强调春节的实践本身就是多样化的，具有不同的层次。我想强调的是，在祠堂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是祭祖的实践，而在家中烧纸同样是祭祖的实践，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祭祖模式存在。这些“层化实践”既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也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以往尤其在书面文献中对过春节的程序做群象化的描述往往忽略了大部分丰富多彩的“层化实践”，但正是这些“层化实践”是最容易不断被创造和发生变化的。我们应该摒弃群像化的实践观念，而考量更多的实践形态，这样才能从中看到更细微的变化。现在，我们往往认为近年的仪式是一种复兴，但是就个人及其家庭的实践来说，这些仪式有可能一直未被放弃，而是以各种变通的实践方式一直保存，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原本他们并没有实践过这些仪式，所谓的“复兴”不过是新的习得。以下两节中仅以年饭和鞭炮作为个案展示在家庭经济下的春节实践逻辑。
2、年饭：“层化实践”个案之一
毫无疑问，年夜饭是春节系列仪式的最高潮。就一般情况而言，年饭是一家团聚的时刻，这“一家”也包括已经仙逝的祖先，即年饭的食物同时也是对祖先的献祭。因此，年饭不单是“团圆”，而且富有浓厚的仪式意义。
基于以上的原因，“寻找食物”的叙事成为受访者叙述的主要情节丝毫不足为奇。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将大部分的叙事篇幅放在描述如何为年饭和春节其它仪式寻找非日常化的食物上。一位来自广东潮汕农村的妇女就曾向我们讲述了1969年文革期间的买黑米的惊险经历（访谈ly088xyq）。
所谓非日常化的食物，稀缺性是重要的标准。就如上面的例子，平时只能喝地瓜粥，那么春节吃上干饭也可算非日常化的食物了。同时，干饭也被认为带有一定的寓意，另一个同出于广东潮汕的口述材料解释说：“初一还不能吃稀饭，吃了就要下雨，就不方便走访亲戚了。”（访谈jjn051jqm）
干饭在家庭经济困窘的时候属于稀缺食物，但更为普遍和传统的非日常化食物是肉食。饮食人类学上对动物性食物和植物性食物所扮演的基本生理功能有所区分：“动物性食物的享用可以使人在生存必需之外和之上追求健康和幸福。在农业社会中，动物性食物从营养上来说是特别好吃的，但同时也是不容易生产的。动物性食物从这种实用性和稀缺性的结合之中获得了其象征力量。”[11]肉食不光有自身的营养和实用功能，还可以榨油。相当多的受访者都提到在经济困窘的年代，无论是买肉还是分肉都以肥肉为上：“大家都想得到最肥的那块肉，所以大家拿到肥肉的就很开心，有的人拿到瘦一点的甚至会哭的。”（访谈ycl187hxf）肉食所含蕴的象征力量被提升为更好的生活的标志，这使寻找肉食成为春节食物准备的一个重头戏。甚至有些时候，这种心理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连具有国家机关背景的“单位”都屈从于集体需求。蒋廷陆1959年的时候正在某乡铁路部门工作，他印象最深的是过春节前单位偷偷组织去电鱼，一夜电了百把斤，最后分到个人也就六两鱼（访谈xtt009ljt）。
在年饭食物的寻求上，非日常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思路，重要的不是干饭或者肉食，而是跟日常相异。上面只谈到经济状况困窘的情况。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展示了年饭餐桌上的其它变化。
受访者陈艳婷现年72岁，出身湖南省一个比较宽裕的中农家庭。1949年她在湖南家中过春节，年饭“主要吃猪肉咯，有鸡，也有鱼，年尾吃鱼尾，年头吃鱼头。餐餐有余，愈吃愈有嘛。”（访谈hdd103tcy，下同）
陈艳婷1959年的时候正在佛山地委工作。“我们的年夜饭也是在地委饭堂打的，打了回家吃。就青菜面上盖点肉。好像自己也买了只鸡，那个很困难呀，要托人到农村买的鸡，没有市场卖鸡的。……那个时候回老家买了十几斤茶油，一路背上火车，一直背回来的。”
1969年的春节没什么气氛，因为当时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而物资仍然匮乏，“过年每人一斤肉，去排队买肉，很长的队。我大女儿挤掉了肉票和钱，春节也没有肉吃了，连围巾也给人扯掉了，那个挤得呀，真是……”
到了1979年，过年气氛比较浓了。“市场也有很多东西，比以前多很多咯，那个鸡呀，鱼呀，有钱就可以随便买，有市场了嘛。买些萝卜，煲个萝卜汤，白萝卜、红萝卜，放些肉，‘萝卜团年’嘛。”
1989年的春节在陈艳婷看来已经与现在很接近了，肉也不稀罕了，更重要的开始讲究“意头”。“团年饭的菜也要讲意头，萝卜煲猪手，猪手一定要买‘右手’，不能买‘左手’，买‘左手’是‘左手左脚’，就是‘阻手阻脚’嘛，不利生财。要吃猪脷，广东人叫‘舌头’作‘脷’嘛，就是‘大吉大利’，还有发菜做猪手，是‘发财就手’，另外也做些扣肉吃，湖南的，这个没什么意头。”
陈艳婷的年饭变迁显示了一种典型的趋势。在1959年和1969年她曾经历上文所说的“寻找肉食”的过程。1979年起，肉食已经不再是稀缺性食物，她转而致力于构建食物的象征体系，这是在肉食稀缺消解之后更高一层的追求。在1949年陈艳婷还在宽绰的中农家庭中过春节的时候，就已在讲究鱼作为“余”的谐音的吉祥寓意。1979年的“萝卜团年”到1989年的“右猪手”、猪舌头，显示她的食物象征体系不光是原来从湖南的家中传承的一套，而且也借用了居住地广东佛山的一套。这对于她个人及其家庭来说，不单是原有传统的复兴，而且还汲取新资源而进行新的构造。
陈艳婷的例子中，食物的精细的象征体系取代了肉食这种泛化的象征力量。但这并不是说就摒弃了稀缺性、非日常化的逻辑原则。尽管构成“象征体系”的食物在购买上并不稀缺，但是它们在春节这个神圣时间里面却拥有“寓意的稀缺”。
在另外的一些样本中，“肉食稀缺”也显示了与“寓意的稀缺”不同的另一种“进化”方向，即从普通的肉食，到更为稀缺的肉食，比如海鲜之类。不过，从目前看来，这种“肉食式稀缺”的“进化”版并不如“寓意的稀缺”那么持久。
当然，无论是“肉食式稀缺”还是“寓意式稀缺”在后来都面临一定的困境，虽然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并不完全一样。在不到十年之后，受访者现在开始感叹以往对年饭食物的关注越来越无聊，家里人和和乐乐、平安团圆才是最重要的。在某种意义讲，团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又何尝不是稀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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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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