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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也许注定将成为昨天的故事，在中国人的记忆中越去越远。
春节曾经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华丽的篇章，那曾经是中国百姓唯一能够尽情狂欢和享乐的日子。终年劳作的农人们，似乎只有在过年时才能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那些日子里，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寻欢作乐，纵情声色。男人们走亲访友，聚宴豪饮，酒席从初一一直摆到十五，街上就天天可见到醉汉，东倒西歪地唱歌，手舞足蹈地骂人。平时深居简出的女人们也走出深闺，浓妆淡漠，插红戴绿，打扮得花枝招展，招惹得蜂浪蝶狂。更有那些天性好热闹的孩子们，仿佛嫌这世界还不够热闹，刚进腊月门，就一天到晚地放鞭炮，那铺天盖地的鞭炮啊！还有什么比喧阗的鞭炮声更能把节日的光景渲染得更淋漓尽致得呢？
春节，就意味着富足，意味着繁荣，甚至意味着奢侈，但春节的富足和狂欢却是扎根于中国人生活普遍的匮乏与节制。
甚至连民俗学家也已无法考证春节源于何时了，但可以肯定，春节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农夫野老，择地而居，顺天而作，春耕秋收，夏舒冬敛，自然的轮回就决定了他生命的节律，节日，就是这种节律的体现。农人靠天吃饭，一年到头只有有限的时间可以耕种，而土地的产出又总是有限的，荒年更可能颗粒无收，因此，农耕社会的人们时时都处在饥饿的恐惧之中。中国传统经济的基调就是匮乏，于是，节欲与克制，就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基调，而节俭，就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美德。在民间，“会过日子”的意思就是节俭，中国的圣贤们没有一个不是对奢华深恶痛绝的。
但人生而有欲，有欲就必定要追求欲望的满足，追求口腹声色之乐，既为人情所不可免，也是生活延续的必要，年节之日的放纵和狂欢，正是对匮乏与节制度苦日子的补偿，而且，越是贫寒的人们，其日常生活越是节俭，其年节的食品就越是准备得丰足，其享乐与纵欲越是无所节制。一般的中国家庭，平时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过一个丰衣足食的春节。即使穷困潦倒如杨白劳，大年三十也要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亲手为女儿扎起来，那过年的日子因此也仿佛被扎上了红头绳，打上了美丽的记号，在记忆中永远喜气红火，粲然如新。年节，因而就成杨白劳们惨淡岁月中最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日子，它像一台冗长大戏的高潮，喜气洋洋，皆大欢喜。因为有了春节，一年三百六十日才不再是无尽的劳役和绝望的轮回，平淡的岁月才有了秾艳的意味，杨白劳们的劳作就不能算是白费。
我们的祖先在造字之时，就已把对春节的这一理解凝结于“年”字之中了。在古文字中，“年”字象征沉甸甸的禾穗，它既表明了春节与农耕地关系，也寄托了人们对丰收的祈盼。
中国的春节既然与匮乏经济密不可分，那么，当我们的经济在20世纪末终于走出了匮乏岁月，进入过剩时代，春节，也就丧失其存在地基础了。有首古老的童谣唱道：“新年好，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噼里啪啦放鞭炮。”新年的好处就在于能穿新衣戴新帽。但当人们天天都能穿新衣戴新帽了，鞭炮也被视为陈规陋习而遭到革除，过年，还有什么好处能让人牵肠挂肚的呢？过去的孩子曾天真地梦想，要是能天天过年，那该多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天天像过年一样生活了，却突然发现：这年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过了。这种困惑，肯定是时下许多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对于中国人，过年正在逐渐丧失其固有的意义，那么，正是否意味着，在21世纪初，当我们终于走出匮乏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将进入另外一种匮乏，即节日的缺失；我们的生活将从此不再有对那种披红挂虑、花枝招展的节日的祈盼与等待，我们的日子将再也没有铺垫与盼望，高潮与结局，岁月成了冗长单调的平铺直叙。这是否就是人们说的“后现代”状况——没有中心也没有界限，没有了轮回，没有了命运，没有了时间感和历史感？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杞人忧天，西方世界不是早就进入过剩社会了吗？但人家仍在过节，而且过得热火朝天，什么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狂欢节、愚人节等等。问题就在这里，西方的节日大多是宗教节日，即使不是宗教节日，也有浓厚的精神旨趣，而中国的节日却纯粹是物质性的，其主题就是吃，每一个中国节日都是围绕着吃展开的：端午节吃粽子，中秋吃月饼、清明吃鸡蛋、七月七吃豆子、过年自然也不例外，北方吃饺子，南方吃年糕。中国的节日也祭神拜佛，但求神的目的仍是为了吃。春节作为最重要的节日，祭的就是管伙食的神——灶王爷。中国人尝尽了挨饿的滋味，因而难得在过节的时候吃个肚儿圆圆，四角朝天。
中国的节日用一个“吃”字就可了得，它缺乏像西方节日那种宗教精神的灌注，因此，当中国人终于不再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甚至连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的时候，过年，还有什么意思呢？春节，作为一种丰衣足食的庆典，最终将从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淡出，最后，只剩下月份牌上那印成红色的一页，像从悠悠岁月中无意飘坠的一片残红，还在年复一年地提醒人们：
哦，又是一年……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2005-07-25 22:22:5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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