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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年的家族聚会，天和二年（1682）的元旦日记有详细记载：“如先规，一门中先会于表屋，次裏家，次当家，次东家，而各祝之。出座者，忠胜，九入，直赖夫妇，予夫妇并子共三人，忠明夫妇，重赖等也。寿闲病，故无出座也。”根据平山敏治郎的解释，这里牵涉到与日记作者忠辰有亲戚关系的另外三家。横田忠胜是表屋的主人，他与九入平辈，是九入伯父忠赖的儿子，对于忠辰来说，忠胜就是他的堂伯父了。表屋在日笠村，同属天原乡。忠辰的爷爷九兵卫弘盛当年从日笠的横田家入继中贯的山本家，但日笠横田仍是他们的本根，所以新年必先去表屋拜年。实际上也就是元旦一早，四家聚齐于日笠的表屋，然后同去裏家。裏家是忠胜之弟横田宇兵卫忠知的家，当时由其后辈寿闲居住，但由忠胜的孙子忠明管理。当家指日记作者忠辰的家，是亲属拜年所走的第三家。东家指的是忠辰叔祖横田治兵卫宗嘉一系，直赖便是宗嘉之子。文中提到的重赖，是直赖妹妹的儿子，他本是一个没有土地继承权的“无足人”，现在被养作东家的嗣子，几年后改名权右卫门继承了东家的庄屋。论辈分，他与忠辰应是平辈，但也许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故把去他家安排在去忠辰家之后。从这一段日记，可以看出在元旦日，有亲属关系的四家人是如何走动的。他们是先会合于老屋，然后按辈分大小依次拜访祝贺，参加者有属于父辈的（九入、忠胜、直赖夫妇），有同辈的（平左卫门忠辰夫妇、重赖）和小辈的，那就是忠明夫妇和忠辰的儿子辰行（此时忠辰的女儿町女尚未出生）等，粗算即有十人之多。中国农村和城镇过年也有家族的聚会，由于人口众多，有时规模也不小，但像这样在一日之内一家家轮流跑过来，而且形成常规定例，似乎还比较少见。这也可算是新年亲属往来习俗大同中之小异吧。
最后要说到新年期间的娱乐活动，即普通人利用节日得到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消遣。这在中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在日本大概也是一样。长沢利明在《江户东京岁时记》中分析东京人，特别是年轻人乐意到各寺院祭拜七福神的现象，究其动机，除了祈求吉利和保佑外，同时也还有借此寻乐的成份。这种祭拜活动，对江户时代的孩子们来说，正是他们行乐、游玩、遣兴的大好机会，他们趁此到郊外游观田野风景，欣赏应时的鲜花，感受神佛的威灵，从那里带回生长的活力、信仰的能量。他们渴望新年一开始就从日常生活之外获得大福德，故而自愿地被派往各寺院去迎神。
日本也有在新年期间以祭神名义举行的类似狂欢的游玩。前引山本平左卫门忠辰的日记对此亦有反映。元禄十六年（1703）：“夜长藏、又七、又六、一八、权助、春念、长四郎、善右卫门，于庭灶令游也。”享保三年（1718）：“男女之童子，夜游于庭灶移时，催福曳之兴。”这里提到的庭灶习俗，是于庭院置灶，以祭荒神，孩子们围灶烧饼而食，正如后来的野餐烧烤，是正月之夜极有兴味的乐事。尤其是此夜主人家聚集客人和下人同游，大有不分贵贱长幼男女一体同乐的意趣，无疑会让人敞怀痛玩，取得将一切忧愁苦闷暂抛脑后的奇妙效果。忠辰日记在元禄十二年（1699）记述此事，有言曰：“于此家终夜有歌留他之游……是者辰行（按：其子）为病患养性郁散，予令劝催处也。各翌朝散退矣。”二十七岁的儿子有病心情不好，做父亲的命他参与庭灶活动，帮他排解郁闷。这一夜家中玩了个通宵，直到天明才散。像这样祭神为名、游玩是实的过年习俗，恐怕不止山本平左卫门生活的乡下才存在，而是各地各乡都会有的吧。
据《农家年中行事记》载述，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在当地有一种以祈求生殖茂盛与农业丰收为轴心的神祭。这天，男子们手持男根状的祝木或有垂穗的木棒，到各家拜访，把祝木置于人家新媳妇的臀部，以行一种强化生殖机能的巫术，祝愿其早生贵子。青年人还要放爆竹，祭祖道神（一种有很强咒力的守境神，也是有强大生殖力的农耕神），以求来年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一年三熟（日语叫“三毛作”），故这活动叫做“三毛打”。十五日晚上，人们拆下门松青竹等年节装饰物，把它们堆成锥塔形，点火燃烧，作为火祭，而男男女女就围着这火堆烧烤象征着促进男女结缘的年糕，直到十六日火歇，人们才去休息。新娶或新嫁的人，则在这天回门。不难想象，积极热烈参与这一活动，并真能彻夜不息的，必然是青年男女，而这三天的行事，本来就有祈求生殖、丰收和促进男女结缘的巫术意义，正月十五夜的围火烧烤年糕，不就成了他们自由交往、通宵狂欢的美好时辰了吗？
发自人内心深处的身心解放和能量宣泄的要求，是不可阻遏的，是一定要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出来，并取得社会认可的。这应该是中日两国过年习俗中都包含有游乐、饮食和某种程度狂欢的根本原因吧。
三 过年民俗的传承与现代化
任何民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俗的传承过程，同时也就是变异的过程，过年的民俗风习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无论中日，莫不如此。
日本在明治五年（1872）以前，和中国一样，是过阴历年的。但从明治五年起，却改过公历（阳历）年，而将阴历年废止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变化，从此与中国每年过两次年有了区别。然而有意思的是，传统的过年习俗，从除夕到元宵的种种行事，如祭祖、迎神、守岁、拜年、发红包（压岁钱）等等，在日本却保存完好，只是把行事的时间移到了新历元旦期间而已（当然，日本的新年习俗也包含着许多新的时代因素）。返观中国，农历（阴历）新年始终比公历元旦受到重视，虽屡有新派人士表示不满，意欲取消阴历年，但民间不予理睬，故至今未能改变。近年来，政府尊重民意，把农历新年（俗称春节）的假期定得与五一、十一两大政治节日一样长，都是七天，并采取不少措施，保证物资供应，特别是保证交通，让数千万外出打工的农民能及时返乡过年，还花大气力组织春节文娱和旅游活动，这样，传统意味浓重的阴历年，比起只放假一天的公历元旦，就更显得隆重热闹，成为中国今日唯一能与五一、十一并列的民俗节日，三者构成了中国当代的“三大节”。可是仔细考察，又不难发现过年习俗在今天的中国，也发生着种种变化。正在从传统社会快步走向现代的中国，过年习俗一方面有所传承，一方面又不断发展和增添着新的因子。下面试从送灶、守岁、拜年、迎财神和过元宵等几个主要关目变与不变的各个侧面，对过年习俗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作一些分析。
1、 送灶
腊月二十四送灶，至今仍是中国南北许多城镇乡村居民过年的第一个大关目。不过，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却很少或几乎不再进行（郊区农村除外）。关键是现代生活中的灶与炊，已与古代的土灶炊煮根本不同，灶王爷的地位变了，重要性减弱了，不但灶君，就是整个神鬼系统，与人的关系也不像古代那么密切了，城市人祭灶送灶以与天帝神鬼沟通的需要和热情自然大减。
乡镇人们的送灶，其规模和虔诚程度，也有不小变化，总的趋势是变小趋弱。比如以前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俗谚，是对送灶时间有早晚这一现象的反映，也成了某种不成文规定，即官府送灶在二十三，民家送灶在二十四，生活于水上的船民需到二十五才能送灶。这种排序明显是标志着官府的霸权和社会的等级，也说明当时人对祭送灶神的重视——连贿赂鬼神，都要让官府优先！在陆地无立足之地的船民没有固定的灶，就被排在了最后。但是这种现象随着官府乃至当官人家对送灶的淡漠，早已发生变化。到了今日，官府祭灶已成历史，城市居民几乎不再送灶，广大乡间农村的送灶只是一种传统的、惯性的行为，又有什么必要、什么人来坚守此种秩序？当农村中更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祭送灶王爷将成为一种由祖辈传下来的陈年故事，将只剩下一句老话、一个概念而已，他们会更加无意也无法去认真执行了。人和神的关系，在现代生活中呈疏离态势，人更关心也更在乎的，是人自身，即使在传统的春节，人也不像从前那样把与神的关系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把与神沟通，求神“上天言好事”作为首要的、最重要的事来办。
实际上，祭灶行事的变化并非从今日始，也非此一端。比如，上古祭灶，乃老妇之事。《礼记•礼器》篇的郑玄注曾说到灶乃老妇之祭。老妇料理一家人的饮食，整天围着灶台转，年终由她们主祭灶神，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后来变了。因为灶神是一家之主，老妇的地位与之便不匹配，故改由男性家长来主祭。发展到后来，祭祀灶神时，妇女竟连看都不许看了。清《畿辅通志》及《光绪顺天府志》均引《帝京景物略》说北京人的祭灶：“今男子祭，不令妇女见之，祀馀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灶馀，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 女子不但不能看祭灶，女孩子连祭馀的糖果也不能吃，大人们编出令她们害怕的禁忌，吓唬她们绝不要有吃祭馀糖果的非份之想，也可谓用心良苦矣。然而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又有些微调整，如同是北京，特别是乡下，便采用男子主祭，负责敬香上供，女子在一旁陪祭的形式，主次依然分明，但阖家共祭，就似乎少了些刻板气，多了些人情味。这种小的调整原因很多，而积累多了久了，量变便会导致质变。事实上，今日的祭送灶君，恐怕已绝无限制妇女参与的情况，无形中推翻了“女子不得祭灶”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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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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