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这个节日原有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背景逐渐受到新一轮西方女权运动越来越多的影响。联合国从1975年的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确认普通妇女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的传统。199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敦促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民族传统习俗,选定一年中的某一天宣布为联合国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日。应该说,联合国的倡议促进了各国为实现男女平等而建立国家法律框架的步伐,并提高了公众对于需要在各方面提高妇女地位的认识。
换言之,中国节庆体系中几个不同“板块”或系列间的关系,从文化价值观或社会功能方面来说,并非只有不协调的部分,更有相互补充的可能。实际上,它们都能分别满足各自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不同“板块”或系列的并存,恰好反映了中国民众价值观的多样性发展,眼下虽有些紊乱,却也充满着活力和内在相互激发的机制。
传统节庆体系的设计,大都是通过“全家福”式的团聚天伦、亲友(尤其是姻亲之间的)礼尚往来以及敬长者、拜祖先、祭鬼神等仪式,建构和满足中国民众生活所追求的幸福观和价值观的。总体而言,它们所依托的主要是建立在农耕生活基础之上的家族、宗族、姻亲等血缘和姻缘组织,同时,基本上也是以范围有限的地域社会为前提而展开的。与此相对应,由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节庆体系,则注重“国家”、“民族”、“革命”和“意识形态”,说它们主要是一些“政治节庆”亦不为过。其中虽然蕴涵了“国民”或“公民”、“人民”、“民众”以及“劳动者”等身份的价值,但却并非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
以西方文化传统为背景的外来节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对外开放及个性张扬等方面的时代需求,使其也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都市流行社会中有了较大的市场。正如2000年12月25日洛阳市圣诞舞会发生特大火灾后引发网上讨论所反映的那样,很多人把灾难简单归咎于“中国人为何要过洋节”,这说明中国社会对圣诞节之类“洋节”依然有强大的抵触。尽管如此,圣诞节、情人节,还有西方式的结婚纪念日、个人生日晚会等,由于它们更容易满足个人层面的社会心理需求,因而它们在媒体炒作和商家推动下大有越来越流行的趋势。在“现代”都市社会,个人赖以发展或对个人的人生和生活来说也许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比起血亲和地域社会的地缘等先赋性关系来,更加重要和突出的则有同学、同事、朋友、师生、哥们、熟人等。外来节庆“乘虚而入”,正好能够填补传统节庆体系和政府节庆体系的不足,亦即为更加个人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当然,除了我们社会及文化的需求外,外来节庆所依托的整个“西方文化”已经在我们的尤其是都市社会里取得了占据“优势”的地位,这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为了抵制外来节庆的蔓延,曾有人把“七夕”直接解读为中国固有的“情人节”,主张放弃西方情人节而张扬中国情人节。但由于“七夕”节日的氛围实在是伤感有余而浪漫不足,因此,它实际上很难抵御“情人节”中玫瑰花、巧克力和情人卡的浪漫攻势。应该指出,“洋节”在中国社会文化里已有被“误读”和改造的情形。即便是情人节,似乎也已多少具备了一点中国特色,如馈赠巧克力和玫瑰花的不同方式、公众及媒体对“情人”一词的不同解读等。进入中国社会的外来节庆,大都会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出现某些变通的情形。例如,圣诞树基本没能进入中国民众家庭,而只停留在商场、宾馆和圣诞贺卡的图案上,圣诞老人也大体同样。由于中国已有春节、中秋等很多以“团圆”为主旨的节庆,故圣诞节的平安夜团圆要素就被删除了。中国人已把圣诞节改造成以圣诞卡、圣诞舞会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男女青年的社交性节庆了。外来节庆似乎只有在成为“中国式”的以后,才能被真正地整合或重构到当代中国的节庆体系之中。
要想使当代的中国节庆体系完全整合或重构成为一个“统一”或“一元”的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大可不必。可以预期,当代中国节庆体系的整合与重构的动态过程将会长期延续下去。如果中国社会的未来能够始终在自尊、理性、开放和现代化的趋势下运行,则中国节庆体系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特征,也就将得到进一步的尊重和发展。几大“板块”或系列的结构性关系将长期并存,这是因为不同“板块”或系列的节庆背后是人和人群,而人和人群的亚文化永远也不会被统死。即便总有统一思想和价值观的运作,即便某个节庆系列、某个“板块”在某一个时期可能更为突出或更加引人注目,但归根结底,中国当代节庆体系的多样性结构已经是一个很难改变的现状。创造、享有和不断实践着各种节庆活动的民众,对节庆基本上是采取合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与态度。绝大多数的人们都不把不同系列节庆间的关系看作是绝对不可沟通的,在现实生活里人们游刃有余地穿梭往来于不同的节庆系列之间。即便是较为激进和较多热衷于“洋节”的大学生们,每逢春节也是很愿意享受政府提供的学生票和“春运”等优惠安排回家团圆的。笔者倾向于认为,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生活里不同节庆“板块”或系列并存互动的基本事实和现状,不必只将其看作“问题”或“困难”,同时还可把它看作“资源”和“财富”,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可从此类多样性的结构中持续不断地获得重要的启示。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源共享和健康有序发展才较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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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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