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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年节通过仪式的文化特性
中国年节通过仪式是中国人时间观念与生命意识的集中体现，人们对岁末年初这段时间有着空前的关注程度。在整个年节通过仪式中，有着明显的三段结构，如果将过年看作是一个阈限仪式（(liminaires)阶段，那么在阈限前有分隔仪式（(rites de séparation)，标志性的分隔仪式是驱傩、扫尘等，将它与旧年分开；在阈限后有聚合仪式（rites d’agrégation），人们以鞭炮声响、装饰的门户与新的容颜迎接新的时间。在新旧交替的阈限阶段，中国人将这段时间又分成腊月二十三到除夕之前的“乱岁”阶段与除夕到新年阶段。在腊月二十三至除夕阶段，人们以神灵归天，鬼邪驱走，时空净化为保证，人们自由处理日常不能随便进行的事情，比如嫁娶等。人们以此“百无禁忌”自由时间来补救日常时间生活禁忌的不足，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与时间策略。除夕与新年交接阶段是阈限中的阈限，[23]从关门团年到开门爆竹迎年，其时间过渡性质更为急促与典型，“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家庭团聚，灯火通明，彻夜守岁。五更鸡鸣，新旧时间的转换就在子夜一瞬间完成。在阈限的关节点上，人们以家族共同体为聚合单位，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共同度过。中国人年节通过仪式，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性:
(一) 人与自然共同经历通过仪式
中国岁时文化的核心观念是人与自然时序的对应，不逆天时，顺时而动，是中国人基本的时间态度。四季时间是一个生命机体，有生、长、衰、亡四种不同性质，当然四季时间会循环转化。在季冬时节，时间进入衰亡阶段，自然万物也处在衰老时期，人的生命也经历考验。时间能否走上正常循环阶段，人与自然能否平安经历冬春的过渡，具体到旧岁与新春的过渡，不能把握。因此人们发明了种种“击鼓呼噪”，驱邪逐疫的活动，以“发阴阳之气”，人的精神经历此番振动，自然会进入新的健康状态。自然万物也经历通过仪式，人们在过年时不仅将身边的生活设施封闭，如水井、磨盘、门户等，迎接新神的开启，同时也用系列的跳、鼓、呼等大动作闹醒冬眠的大地万物，所谓“腊鼓鸣，春草生”[6](P116)。在年节过渡仪式之后，人与万物同时获得新的性质。
（二）家族集体经历通过仪式
岁末年初的时间过渡与转折阶段，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时间意识中，是一个旧死新生的危机阶段，人们要想平安度过，就必须在采取特别的方式。在以家族为基本组织的中国社会，家族是人们最可依靠的共同体，依靠家族力量应对过渡时间不确定性的担忧，是人们首选的方式。在年节期间，全家人无论远近一律回家团聚，“一年不赶，赶年三十晚”；“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只有回家同祖先与亲人一起过年，人们才可能获得精神依靠。在关门团年时家庭老幼互相关爱，晚辈“称觞上寿”，给长辈祈福；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压岁钱，古称压祟钱，就是要压制邪祟，帮助晚辈安全度岁。在这样的过渡性的特殊时刻，家人的团聚使家庭伦理情感得以升华。度过阈限之后，首先祭神，然后就是家族内部的拜年庆贺，过渡仪式中生成的家庭内聚精神力量，足以维系这一家族延续与发展。
（三）世俗与神圣交融的仪式情境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世俗与神圣没有截然分界，二者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混淆。中国年节通过仪式，神圣与世俗关系密切。人们常常以人来模拟神灵，以人间的世俗思想来想象神灵世界，以人间世界的交际方式与神灵发生交通。我们看分隔仪式中的驱傩行为，所有的神鬼，都有人来扮演，面具角色与面具背后的人常常处在若即若离状态，非神非人的二重性，决定了世俗与神圣交融的关系。当传统驱傩仪式在后代演变成傩戏的时候，其神圣性意义明显减弱。但其早先的驱邪意义并没有丧失，人们将他们看作是年节必须有的驱邪求吉的民俗。扫尘，同样是一个包含民俗理性的年终卫生节目，但人们扫尘不仅是为了卫生清洁，人们同样有求吉驱邪的动机。身体的沐浴，从传统心理看，它主要具有个体的年节洗礼的意义，民间俗语“洗疚疾”或“洗旧疾”都有祝福意味。在年节阈限中，人们送走天神及其他神灵，驱走鬼邪，接回祖先，同亡故的祖先一道过年，在既非日常，又非神圣的特殊时间中，人们生活在世俗与神圣交融的情境之中。新年降临，人们以迎神的方式重新回到日常秩序状态。
从年节过渡仪式看，愈是早期社会，其仪式象征意义愈强，愈到后代，仪式意义愈弱。但过渡的阶段永远存在，过渡时期的不确定性也不会消失，只是我们应充分注意一些民俗象征符号的替代意义，比如一些食品、饰物及语言、行为、禁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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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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