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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引出在一个日历年里有两个新年庆典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家的日历类别里，还是在学术文献的表述里，元旦和春节在过去90多年里一直都是两个不同的节庆，甚至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价值表达形式。实际上，在谈到中国的时间框架、年历、节庆、公共假日等主题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把元旦与春节看作中国近代以来多种对立关系（如现代与传统，官方与民间，西方与本土，科学与迷信，理性与习惯）的两个代表，并在一种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中处理有关它们的公共文化政策问题。
笔者借助“过渡礼仪（通过仪式）”的理论，尝试以一种把元旦和春节当作可以互补、合并的因素的观念来认知中国的文化现状的一个基本的方面。“过渡礼仪”的分析模式(schéma)是法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范·哲乃普(ArnoldvanGennep)在《过渡礼仪》一书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通过将这些转变行为划为一种专门的礼仪种类，便可从中分析出一个共同的仪式进程(séquencecérémonial)，统称为“过渡礼仪”(ritesdepassage)———它包括三个阶段：分隔礼仪(ritesdeséparation)、边缘礼仪(ritesdemarge)，以及聚合礼仪(ritesd′agrégation)。在辛亥革命创立中华民国之初，政府改用号称“公历”的西历（格里高利历），以西历的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第一个新年。1914年1月，政府又颁布法令确定旧历的新年为“春节”。格里高利历的新年被用“元旦”之名在法律上确定下来，是要取代中国固有的新年及其过渡礼仪的。结果，在一个社会里却弄出两个新年庆典并行于一个日历年的局面。
在1930年前后的几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关方面都推动过用元旦替代春节的运动，结果都同样回归到元旦和春节并行于世的格局。这种格局又已经运行了四分之一世纪，元旦和春节之间的替换预期已经渐渐地演变为互相依存的关系，并有可能在今后被认知为同一新年过渡礼仪的两个阶段。
笔者与5位研究生在上一个年节的观察和调查所看到的现状是，中国人的年意识和过年的仪式活动分布在从“圣诞节－元旦———小年－大年（除夕、初一、破五）———元宵”的时间过程。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从元旦前后进入“过年”的状态，在春节假期进入过年的高峰，到元宵之后，“年”才算过完，进入平常状态。
元旦是国家法定的新年庆贺日，在非农部门工作或打工的人都应该休假。有关方面照例要发表新年贺辞，举办招待宴会；各个单位都有元旦聚餐、发放年终奖、表彰年度杰出人物的习惯；青年人比较多的单位会举办新年舞会。有不方便在春节期间拜年的朋友和亲戚的人通常会邮寄贺年卡给他们。所有这些都会集中反映在媒体之中，在全国形成节日气氛。不管是否直接参与其中的活动，人们都会以某种程度感受过年的意识。元旦并不仅是政府的仪式活动日，城市人口都多方面地参与一些有关的活动。即使是在这个时间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大量人口，最起码也通过元旦晚会的电视直播而在意识上被卷入其中。
一些人从小年开始而另一些人从除夕开始的春节，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所参与的。民众要过春节，各级政府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过春节的惯例，如宴请各国使节和各行业代表的招待会，老干部和军人家属慰问活动，春节晚会，春节团拜会。政府工作人员个人当然会以个人的身份按照一定的传统习俗过年。
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不宜在国家层次上把中国的新年活动认知为两个分立的庆典。从理论上说，在国家共同体的层次，只可能有一个新年过渡礼仪。从个人心理上说，人通常不会在一年里具有过两个年的体验。如果抛开“元旦”和“春节”（旧元旦）在范畴上是两个不同的“年”的含义给我们造成的刻板观念，我们借助范·哲乃普把过渡礼仪看作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认知到中国的新年过渡礼仪是同时包括元旦和春节的。
中国传统的过年时间体验一直就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正式的仪式活动通常是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送灶神回到天宫开始的，这个阶段被称为“小年”。从小年到除夕的辞旧，再从初一到元宵（正月十五）的迎新贺岁，是过年的主要阶段。现在，人们沿袭着过年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的意识，但是对于不同阶段的重要性的认识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数十年反迷信、反封建的后果，多数城市居民和一些农村居民没有在小年送灶神、在十五送祖先的习俗了。在总体上，过年的起始和结束的日子都是很有弹性的，人们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在过年的活动上就更有选择性。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传统的过年阶段的起点变得灵活了，元旦作为过年仪式活动的时间的观念得到很大的强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元旦已经是普通中国人的新年过渡礼仪的一个内在的阶段，而不能继续被看作中国人过年之外的一个官方纪念日。
在总体上说，把元旦和春节合并起来才能够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对于过年的仪式活动的需要。在传统的春节，人们的时间安排是在不同的日子与不同亲疏的关系交往，如初一拜本家，初二拜丈人，初三拜姑父，如此等等。可是，当代频繁而快速的人口流动，家庭近亲的异地居住，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网络的广泛分布（跨地区、跨阶层），都使春节的礼仪活动不足以覆盖所有重要的社会关系。调动其他的仪式活动时间就成为必然。圣诞节和元旦被越来越多的人利用来祝贺新年，就与整个社会对公共的礼仪交往时间的新需求密切相关。从家庭内部的吃年饭、至亲好友的拜年、邻里的秧歌或龙灯，到圣诞卡、元旦贺卡和同学、同事之间的联欢，共同构成了有效编织全部社会关系的完整年节礼仪活动。在今天看来，多亏是从元旦（从圣诞节开始）到春节（延续到元宵节）的多阶段的过程和大结构套小结构的形式，十多亿的中国人才有足够的机会交叉地发生对应关系，相互祝福迎新。否则，该履行仪式的关系没有履行，个人在心理上、社会在结构上就难以顺利地进入下一个周期。这是新年“过渡礼仪”的社会意涵：礼仪到位，人在时空和心理上的过渡才能到位，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才能在这样一个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得以稳定地再生产。元旦和春节所代表的一系列新年庆典的仪式空间已经作为同一个过年的过渡礼仪，成为整个共同体的公共文化。
对于今日中国社会来说，元旦和春节是新年过渡礼仪的不同阶段，大多数人通常是参与了元旦的仪式活动，再过完春节的仪式活动，才算是过了年。这是很直观的事实。但是，把元旦和春节合并看待的思想方式对于我们尝试以新的眼光反思近代以来我们的生活历程，前瞻今后的公共文化建设，可能是更有意思的。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7/02/0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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