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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善美中追寻春节的意义
陈连山
古语说得好：“仓廪实，然后知礼仪。”初步摆脱了物质贫困的中国社会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精神生活的“贫困”了。千百年来曾经给人们带来无穷诗意和价值满足的春节在物质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里已经严重衰败，变得无聊、乏味；而在相对落后的农村，春节依然红火热闹。同样是中国人，城乡之间对于春节的认同差别如此之大，这不能不归咎于城市所接受的所谓“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对传统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这里只谈谈近100年来激进知识分子奉行的科学至上主义对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侵蚀和毒害。
不少城市人都怀疑春节作为新年第一天的真实性。因为我国从1912年开始实行公历与农历（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夏历）两套历法，公务活动使用公历——实际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社会奉行的格里高利历。农业生产使用农历——即自西汉以来沿用的夏历。两种历法各有自己的新年，因此，习惯了公历的城市人难免会怀疑农历年春节的真实性。农历是阴阳合历，兼顾日、月的视运动周期，每年时间长度不一。所以，春节与公历日期不对应。那么，农历真的不科学吗？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与公历是一致的，完全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指责农历不科学是对传统历法的误解。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剥夺了农历年的正名“元旦”，转赠给公历新年第一天，把农历年贬称为“春节”。这就破坏了春节新年第一天的含义。这种做法沿袭九十八年至今，也难怪城市人会怀疑春节的真实性了。在这方面，广大农民比城市人幸运。他们较少受政治家和激进知识分子影响，生活中也多使用农历，因此对春节的“新年”属性确信无疑，计算年份、计算年龄、生肖都以春节为唯一标准。因此，农村的春节比城市的春节更加深入人心。
城市春节的衰微也表现在信仰的缺失方面。春节作为最大节日，必然要全面展示人们的信仰，借此重申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传统民众一般信仰多神论，所以春节要祭拜的神灵很多。来自道教的玉皇大帝、土地神、城隍、龙王、财神、灶神、门神，来自佛教的佛祖、观世音，还有祖先的灵魂都在祭拜之列。人们或者在家设立香案祭拜，或者到寺庙烧香祷告，祈求保护，祈求赐福。但是，在科学至上主义者眼中，这些都是“迷信”，必须彻底扫除。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尤其是城市全面消灭了宗教信仰，把这些超自然因素从春节习俗中全面扫除了。时至今日，城市里春节活动除了大鱼大肉等物质内容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内容。因此，春节的神圣性荡然无存。丧失了神圣性的春节如何能够使人们心安理得呢？其实，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需要科学，也需要信仰。信仰是科学以外的领域，不能用自然科学的道理要求宗教。神的存在与否，和科学的事实无关。激进知识分子以科学的名义消灭宗教信仰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是对信众的迫害。近年来，农村民间信仰逐步复兴，城市各种庙会也有恢复。北京著名的白云观庙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我想，参加庙会的市民与呆在家里守着电视机的市民对春节的感受一定有天壤之别。
春节信仰也包括一些俗信，比如危害人的邪气、除夕夜会出来吃人的年兽、忌讳说不吉利的话语、忌讳摔碎盘子等等。这些在科学至上主义者眼中都是“迷信”。其实，生活中难免有一些未知的有害因素，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通过这些俗信强迫自己保持一份谨慎是十分必要的。比如，除夕守岁是非常辛苦的，人们解释说这样可以防止年兽害人，于是也就能够坚持下来。有的地区解释说老人守岁可以长寿，孩子守岁可以为长辈延寿，这样全家上下共同努力，还能促进家庭和睦。这表达的是美好愿望，怎么能用科学判断其真假呢？
春节放鞭炮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爆竹习俗——烧竹子使之爆裂发声，原来的目的是驱除妖魔鬼怪或晦气。后来也有传说是为了欢迎财神。一般无神论者只把它看作制造喜庆气氛的工具。鞭炮是危险品，制造和燃放过程中多次出现伤人事件，燃放过程也有一定程度的污染。于是，放鞭炮自然成为科学至上主义者的又一个批判对象。1928年，民国政府禁止放鞭炮，没有效果。 1993年以后，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陆续禁止燃放。效果呢？只有一个，就是城市里的“年味”更加淡漠了。喜欢放鞭炮的人只好大年初一跑到乡下去放！2005年春节，北京市改为“限制燃放”，变相取消了禁放令。城市人终于享有与农村人同等的过节权利了。那么，是否让鞭炮继续伤人呢？当然不是。政府改从控制生产、销售渠道入手，禁止高危险鞭炮，保证人们买到安全鞭炮。这样，城市放鞭炮的伤人事件和伤害程度都大大降低了。这种兼顾科学目的和文化价值的做法值得肯定。
春节是要挂灯笼、贴春联的。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把新年第一天装扮得喜气洋洋。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可是，在科学至上主义的影响下，我们的城市建筑师从来不考虑房屋还要满足这些文化需要。楼房门窄到无法贴春联，白色的粉墙也不能贴。门口没有突出物，更不能挂红灯笼。于是，春节就完全混同于普通的休息日，没有了节日气氛。而广大农村依然是独门独院，不仅挂灯笼、贴春联，还有剪纸窗花，那个节日气氛实在令城市人羡慕不已。
与农村相比，中国现代城市人在享受到更高的现代化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遭受了激进知识分子假借科学的名义对自己精神生活的更大侵蚀。要想过好春节，需要我们从春节作为农历新年的真实性、神圣性及其美丽想象等方面重新认识它。
简介：陈连山，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民俗学与神话学研究。著作有《列维—斯特劳斯与神话学问题》、《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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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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