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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利用公共空地的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2000年初，在锦江区政府附近，一片拆迁后暂时没有派上用场的建筑空地上，冒出了一个“稼轩茶园”——围墙边搭一片雨棚，中央大树下，坝子里，摆二三十张桌子和竹椅，没有什么装修，只在空地种些应时的植物，春天麦苗绿，油菜黄，夏秋向日葵金黄，围墙上爬着瓜藤，水沟上一架木水车，更显一派普通农家院的野趣。这儿地处市中心，邻近成都的新闻、文化单位，一时，新闻界、文化界的茶客转移到这里，尤其是各报做副刊的编辑和文联的作家。他们喜欢稼轩开阔、无拘束、城市里的田野味，而普通市民喜欢它朴素自然的农家风味。在开阔的空间打牌、聊天，互不干扰，价钱也便宜，一碗茶２元。只有寓茶馆于生活的成都人，才会这样见缝插针地利用在外地人看来毫无用处的建筑空地。当然，大家都明白稼轩长不了，可那有什么关系，开一天，享受一天，哪天没了，又去发现新大陆。这个茶园存在了２年左右，就像它突然冒出一样，某一天，它又突然消失了，惹得一帮茶客怀念不已，至今还在念叨稼轩。
茶馆对公共场所的利用还表现在川西地区寺庙茶园的盛行。成都各寺庙皆有茶园，像青羊宫、文殊院以及青城山道观的茶馆，都有不短的历史。文殊院地处市区，香火很旺。大殿内外烟雾缭绕，而庭院、长廊和钟楼上，茶座挤得满满的，打牌的，摆龙门阵的，吃瓜子零食的，聚会畅谈的，又是另一番热闹，简直让人忘了身处佛门。有一家人借上香名义来的，其实不过是某个成员、多半是老年妇女去进香，别的人，说一句“你代我们上了”，就直接找了茶座安顿下来。更多的人，压根儿就没有进香的念头，只是来坐茶馆的。去青城山旅游的，必得在道观坐坐茶园，方觉得这一趟是完满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冲着庙观的宗教气氛去坐茶馆的，不过因为这些地方一直以来就是公共生活的场所，兼得悦目怡人的风景或轩敞开放的空间。庙观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性质使得茶馆对它的利用顺理成章。
茶馆的经营也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小商小贩，麻衣看相，出租报刊，说书唱戏，这些以茶馆为工作场所的人，不用说，茶馆生意好，他们才有饭吃。茶馆的街坊邻居，经营小吃杂货，也靠茶馆拉生意。此外，还有借茶馆为劳动力市场的人，如苦力、保姆、待聘的教师等等。在茶馆里待雇的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由此形成了“专业茶馆”，如“背子”（帮人扛东西的人）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拾垃圾的和厕所清洁工有自己的茶馆，黄包车夫也有待客的茶馆。90年代，在成都的宽巷子，不少三轮车车夫聚在一家院落里的茶馆吃茶打牌，三轮车摆了一街。保姆多在南门外茶馆待雇。此外，走私鸦片的，拉皮条出卖色相的，也把茶馆作为据点。
茶馆就是这样，聚集起各色人等，关乎各方的利益。它不单是作为一种商业行为，而更是作为大众的公共交往空间组织人群的。种种社会关系投射到这一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身。
（四）茶馆对传统公共空间的继承和发展
在考察四川公共空间发展史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条相承的脉络，从早期的祠庙到会馆到茶馆，它们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都是人际社会交往的场所，是交往行为实现的载体。列一个比较表也许更能说清它们的关系：
1．茶馆对传统公共空间的继承
在考察清末民初公共空间的成长史时，很容易发现各公共空间彼此间的关联性。对传统的继承，把蜀文化中一些由来已久的因素固化为空间中社会交往的形式和内容，并经由各个时期的公共空间传承下去。
从上面的比较表可以看到茶馆对传统公共空间的继承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空间的地理分布和特性上，具有公共性和中心性。从祠庙到会馆到茶馆，其场所皆属于一个团体、地区和社会的公产，即使茶馆是个人利用自己的私产作铺面，也都极力向公共部分扩展。不管是祠庙还是茶馆，都处于民众生活世界的中心，向周围每个方向开放，以吸纳尽可能多的成员。它不会排斥谁，也不刻意尊崇谁。
二是在空间中的活动以人际的交往行为为主。祠庙内宗教祭祀是活动的主体，但人们也藉此组织群体，交往互助。茶馆里的交往行为更加丰富复杂，所承载的人际关系范围更大。
三是茶馆作为民间曲艺活动的演出场所，是对庙会和会馆曲艺戏曲酬神演出的承接。民间历来没有专门的剧院，人们看戏看曲艺表演先是在祠庙、会馆万年台，尔后是在茶园、茶馆。
四是茶馆公共空间能够满足民众的宗教性需求。在川西社会的祠庙等空间里，朝拜的人们通过同样的烧香、拜神、问签、求福等宗教仪式，模糊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角色、职位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一种平等、简单甚至交融的关系，即在宗教仪式中建立了基于信众这一角色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对于社会的整合十分重要。随着传统祠庙公共空间的衰落和萎缩，其他公共空间转而替代了祠庙的部分整合功能，川西茶馆正是其中特别富于地方色彩的一种。茶馆空间类似于阈限空间，进入茶馆，人们都是茶客，他们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地位和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模糊了。一碗茶在手，忘却俗世种种不平事，人与人比较容易达成一种真实的、特别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个人并不是作为社会角色而存在，而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你和我”而存在。在这种直接的、更接近原生的纽带和情感的人类认同中，出现了一种社会交往模式，那就是象征性的交融。我把它称之为茶馆公共空间的宗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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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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