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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与宗教场所在百姓的朝拜信仰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民众的宗教是公共生活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于个人与群体的和谐之上。这样，会馆与祠庙等公共空间就在社会的整合与协调发展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角色。
会馆在某些活动中，与祠庙地位相当，功能相似，或有互补。不管是庙宇还是会馆，其祭祀朝拜活动一般并非单纯的宗教活动，往往还兼有娱乐、经济、文化活动的性质。以城隍庙会为例，庙内焚香顶礼，庙外商贾云集，摊棚林立，茶酒小食，深宵营业，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这类庙会朝拜活动，实际上是各阶层的聚会和交往，庙宇和会馆为民众提供了公共生活的空间。平日难以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的人群，如底层贫民、妇女等，在这种场合可以公开合法地参与其间。
四川社会由移民重建的过程，与乡土社会向场镇、城市发展的过程同步，会馆既是移民社会宗祠、庙宇等早期公共空间在城镇的转化形式，又具有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化时期公共空间的新因素，正是它内在的新因素，使得会馆在20世纪初演变为新的形式。
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引起了巴蜀文化多方面的流变，诸如语言、风俗时尚、建筑风格、行为方式、衣物饮食、歌舞戏剧、婚丧嫁娶、祭祀礼仪等，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早期各方移民往往以原籍为群体聚集而居，使其原籍的乡土文化长期保存下来，“立家庙、修会馆”。但另一方面，尽管四川籍土著为数甚少，但巴蜀文化经数千年发展而凝聚起来的文化底蕴不但仍在四川各地顽强地保存和流传着，而且还不断地影响着从外省迁来的移民的原籍文化。清代中叶以后，各省移民经过与四川土著之间长期的接触交往、守望互助与婚丧娶嫁，民俗与语言不断融会，新的四川方言形成，新一代四川人成长起来，各方俗尚的差异越来越小。清末，更因战争的影响，淡化了移民的客籍意识，强化了土著观念。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强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受到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击，跨血缘、地缘的业缘关系日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地域和血缘关系纽带不断淡化，早期的民间公共空间开始衰落。
民国建立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人”的观念逐步改变狭隘的地域、乡党、宗族观念。随着经济、教育的发展，社会关系和人群的组织方式有所改变，会馆作用及其文化现象逐渐淡化。
清末民初公共空间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一种公共空间转变为另一种公共空间，在一些旧的公共空间衰落的同时，也有另一些公共空间顺应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
（二）新的公共空间的生成
建筑学家陈志华在讨论乡土建筑时曾提到四川公共活动场所的问题，他认为“四川省因为明末清初张献忠和剿张献忠的官兵的大屠杀，人口稀少，不得不从外省大量移民进去，因此，许多场镇，都有好多个‘会馆’作为移民的地缘性乡谊活动场所。稍后，在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场镇，跑码头人的组织哥老会势力大张，袍哥们的活动场所茶馆就代替了会馆而大量兴起。”（李秋香，2002：3）袍哥与茶馆的密切联系是四川社会特有的现象，这与四川社会公共生活及其空间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对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历史的研究就不能忽视袍哥的滋生和活动。
袍哥的滋生与发展，与社会变迁、民众公共生活的发展需要有直接的关系。四川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生出了袍哥这样别具一格的公共领域。总的来说，四川袍哥是以下层民众为主体，囊括了士农工商各阶层。而且，它并不是完全与现存统治秩序相对立的秘密社会。四川袍哥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大多数时候，与政府沆瀣一气，参与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地方生活秩序，其组织及其活动不仅得到民间的认同，并且得到地方官吏的容忍。袍哥成员进入衙门，担任差役，“各衙门、局所、丁役、差役以及不肖地保之中，殆莫不有会党之足迹”。（傅崇矩，1987：47－49）作为基层社会的管理者，袍哥对公共事务的卷入程度、对民众公共生活的参与广度都是一般江湖组织无可比拟的。袍哥与茶馆的关系是其中一例。
前面已经提到，茶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作为袍哥组织或商业帮会聚会、办公之地。在四川场镇和城市，袍哥的码头绝大多数是在茶馆里，有些茶馆就是码头开设的。辛亥革命后，成都各条街道被各码头划分为一个个势力范围，纷纷成立“公口”，“公口”办理一切事务都在茶馆进行。从军阀时期的“防区制”到解放前夕，成都许多大、中茶馆几乎全是各家袍哥组织的聚点。处于袍哥势力范围内的茶馆经营者要么是袍哥，要么得到了所在地的“舵把子”的认可。有的茶馆前正式挂出某某公口或某某社的招牌，茶馆成为袍哥的活动中心和联络站，经常由红旗大管事①坐堂负责。据档案资料，1949年，成都有130个袍哥公口，其中注明街道者119个，有36个标明是在“某某茶馆”，其余都称在“某某街”，很可能也是在茶馆里。②
开茶馆的收入也是袍哥的经济来源之一。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如正月办“春台酒”，腊月办“团圆会”，还有中元节、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即关帝会，相传是三国时关羽单刀赴会的日子。这一天，大小码头、公口都要隆重举办盛会，大排香案，广纳宾朋，会上还要对袍哥论功行赏，办理“提升”。在会期中，还要借此机会解决仇怨纠纷，由头面人物站出来“捞梁子”。（杜宇，1996：87）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提供免费茶水，参加者踊跃，谓之“茶哨”。
在成都高店子，袍哥有两个分会，“一个‘清’，一个‘混’，两个都在镇上的茶馆中设有山堂并举行会议。大部分男性成年人属于一个分会或另一个分会，几乎在每个集日分会成员们都能与分会职员们一起处理事务，后者呆在一个指定的茶馆中。”（施坚雅，1998：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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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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