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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民事纠纷调解。这种功能，江浙俗称“吃讲茶”，川西民间也有的叫“判公道”，川东叫“付茶钱”。由于古代民事法律发育极不完善，一般百姓有纠纷不愿涉官。在成都，民间冲突由社会调解是不成文的规定。冲突双方加上共同请来的地方上的“公事人”、保甲长或有威望的长者、“码头”上的“关火匠”（舵把子之类有实力的人），一起进茶馆，一人一碗茶入座，堂倌此时只是点报茶的碗数，先不收钱，而平常都是先收茶钱的。这是因为“吃讲茶”有一条不成文而人人遵守的文法，那就是讲完理、裁决后由输理的一方付双方的茶钱。
此外，茶馆还能满足普通百姓的一些日常需要。清末民初，成都有些烧柴之家不能终日举火，遇需沸水时，花二文钱，在附近的茶社买一壶水，价钱即使是贫苦人家也能承担。下苦力的劳动人民在茶馆不仅能歇歇脚，还能听评书“冲壳子”，身心需求都得到满足；而吃早茶的老茶客，甚至在茶馆洗脸漱口，由小贩处买早点在茶馆吃，或者叫茶馆老板去附近小吃店叫外卖。
解放后，川西茶馆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文革”前格局基本上沿袭了民国时期，但数量略有减少，气氛也有变化。茶馆减少的原因，并非生意不好。一是公私合营后改营他业；二是主人去世或迁走；三是子女不愿再经营；四是房产纠纷。但随着人口增多与市区的扩大，减少的同时也不断有新的茶馆开张。至“文革”前，在成都环城路（今一环路）内，茶馆总数约在800家左右。最大量的是街边店、河边店、桥头店，次为公园内，再次为市中心少数建筑、陈设较为高雅者。最普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众化的街边店，名称多为某茶社，有雅有俗，也有不少以地段街巷命名。因许多茶馆都建在街头巷尾，茶客们的一句口头禅是：“到口子上去谈三花！”
“文革”前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茉莉以及珠兰花茶，尤其是三级茉莉花茶（简称三花），在川西茶馆里唱主打，销量占到九成，以至“谈三花”成为喝茶的代名词。老茶客们并非不知“三花”品质欠佳，但喝惯了，再说价钱也比较适中，可以承受。
“文革”中，喝茶被视为旧社会的陋习，茶馆被看做藏污纳垢、阶级异己分子与落后群众聚集的地方，强行取缔。代替老茶馆部分功能的，是向附近居民供应开水和热水的老虎灶和茶水站。一般三四条街有一处，“自带茶具”的成都人拥炉而谈，或者改在家里或街坊亲友处喝茶。“文革”中期，公园内和部分街道的茶馆获准重新开张，盖碗很多换成了茶盅，矮靠背竹椅换成了高靠椅或无靠背竹木凳，老茶客在回忆中说那简直失去了坐茶馆的情趣。在茶馆的门首和柜台，张贴着各种公告和“饮茶须知”。卖报的、小贩仍在活动。
“文革”后，茶馆迅速恢复。在80年代的经商热中，个体茶馆遍地开花，到90年代左右又迅速减少。一是因为老城区大量拆迁，二是赚头不大。90年代以后，以台湾茶坊为主的高档茶楼一度成为时尚，再加上旧城改造拆迁，老街成片消失，在多种因素冲击下，大众化的茶馆在城区内急遽减少。到90年代中期，经历了经商难、炒股风波的折腾后，大众化的茶馆再度卷土重来，与高、中档茶坊、茶楼平分秋色，各自在自己的定位上经营。而在场镇，中、高档的茶楼始终没有形成优势，大众化的茶馆、客人以赶场农民为主的茶馆是主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90年代中期后，成都的茶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大众化茶馆占主导地位，辅以少量环境、陈设、器具比较高雅的茶馆，演变为角色分明的高中低三档，外加大量的麻将馆。高档茶楼成了商人、政府官员和其他收入较高的人议事、消遣、赌博的地方，环境、品位、礼仪高度商品化，大多数平民不能认同；而多数大众化茶馆又过于粗陋，环境脏乱、嘈杂，靠电视、录相吸引茶客，服务也粗放，以前茶馆的中心人物——堂倌的风采很少见了。麻将馆虽然也供应茶水，但焦点是打麻将，老板也靠收麻将钱为生，绝没有茶馆的气氛。一般中档茶馆，如公园、河滨、寺庙等地的茶园还兼有环境尚可、服务过得去和茶客得享随意自在的优点。①（张先德，1999：53－60）20世纪80年代，茶馆里的曲艺活动还有市场，90年代后，渐渐式微。说“散打评书”的李伯清，曾在大慈寺茶园说书，一度引起哄动，四处传讲他的评书段子。到了90年代后期，他成了名人，“由一个拉架架车的平民，成为国家文化干部”。其演出档次升高之后，就很少在茶馆里演出了。贾派竹琴第三代传人张永贵常年在大慈寺茶园讲唱，然而他年事已高，老听众又逐年见少。蜀声琴社的人忧虑地说，贾派竹琴怕是要失传了。这只是近年茶馆中的民间曲艺命运的缩影，川剧情形则相对好一些，特别是富于观赏性的节目如“变脸”、“滚灯”等，是几个打巴蜀传统文化牌子的高档茶楼如顺兴老茶馆的保留节目，对外地的旅游者有较大的吸引力。
现在的成都茶馆，“三花”已被花毛峰取代，茶叶品种多样化。茶具、桌椅、装修样式也是多种并存。风景点和河滨茶馆，许多用的是塑料沙滩椅，茶具有玻璃杯、陶瓷杯等花样，比较纯粹的老茶馆的样式、规格、情调已经是凤毛麟角。顺兴老茶馆、皇城老妈坝坝调茶馆等地，刻意营造古朴的情调和民俗，茶价不菲，本地普通平民认为那是“假文化”、“不自然”，光顾者以旅游者、团队和高收入者、公款消费者居多。
80年代初，茶馆在县、乡镇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川西场镇茶馆数量众多，遍及乡镇，在村一级地方，也分布着茶馆。以新津县为例，据1986年11月的一个调查，14个乡镇有各种形式的茶馆357个，平均每个乡25个以上，每个茶馆平均40个座位。在场镇，大众化的茶馆仍占据市场主流，茶客以赶场的农民和镇上老年居民为主，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人际交往和娱乐的公共空间。如在新津所作的调查，带文化娱乐设施的茶馆有277个，占茶馆总数的77％，主要是棋牌、麻将、电视机、收录机和报刊杂志。②（徐金华，1999：125）那时，电视机对普通人的吸引力非常大，电视一开，茶馆就坐满了人，可与解放前的吃书茶媲美。90年代，录像和麻将成为乡镇茶馆娱乐主导，80年代茶馆的那种听书、听曲艺、听科普讲座和开会学习的功能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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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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