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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调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
钟敬文的这一重要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自觉的发展过程。1935年，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已经指出民间文艺是“和普通的文艺（文人的文艺、书本的文艺）有着很不相同之处的”，主要的不同点或者说民间文艺的特点在于制作过程的集团性、表现媒介的口传性、形式和内容上的类同性和素朴性以及二者机能上的差异等，主张为使民间文艺的研究精密化、系统化，应该创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在几十年以后得以继续深化，成为日臻成熟的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在当时，钟敬文对于民间文艺与一般作家文艺的区别，认识还不很清楚，他自己后来反省说“对它与作家书面文学的疆界，概念始终比较模糊”，而这种思想由模糊到比较清晰明确，是在80年代前后，是“近年来学界解放思想大浪潮影响的结果。”（《新的驿程·自序》）在这一时期，钟敬文针对当时学界较普遍存在的把民间文学仅仅当作一般文学现象来认识和研究的问题，在一系列文章或讲话中，--例如《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979）、《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新的驿程·自序》等等--反复强调民间文学的特殊文学性质。他指出：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传承和享用的一种语言艺术，它是总的“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它跟文人作家的书本文学乃至于通俗文学是有差异的，它有自己艺术的性格：它所表现的事物，是劳动人民熟悉和关心的；它所用的创作和传播媒介是活生生的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的文字；它不仅和人民的道德、思想和社会观、宇宙观密切相联，而且其中许多部分还与群众实际的生产生活直接连接着；在艺术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总之，由于作者和传播者身份的不同（并由于它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想象的不同），由于文学艺术传统的差异，结果，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
钟敬文的这一学术思想，通过他的科研、教学、宣传等活动传播开去。在他主编的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中，这一思想得以体现并随之影响到了全国。近20年来，这本教材先后重印了8次，在数以万计的年青人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两年来，钟敬文的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学界一些人较多地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去研究民间文学，注重探索民间文学的社会文化内涵，较少关注或完全忽略了民间文学的文学性，针对这种新情况，钟敬文敏锐地重新提醒大家注意“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特殊的文艺学”，不能因为注重民间文学的特殊性，就完全抛弃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任何极端的作法都是不妥当的。
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是特殊文艺学”思想的形成，有人认为是受到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影响的结果。9对此，钟敬文似乎并不完全赞同。笔者以为，更基本的原因，也许在于钟敬文本人对于文艺学和民间文艺学两门学问的深刻把握和比较。大家知道，钟敬文原本是志在文人文学的，他的旧诗、散文创作都有很高的造诣，30年代他的散文曾获得“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的高度评价（郁达夫语），他的文学评论也因为建立在具有亲身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而常常独具慧眼、深知其味。在他长期的学艺生涯中，还曾多次教过文艺理论课程。因此，在他接触并立志终身从事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事业之后，自然就会从实际情况出发，将“文人的文艺”与“野人的文艺”的联系与差异进行比较，最终形成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特殊文艺学的思想。
三、倡导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钟敬文的这一学术思想与他把民间文艺学视为特殊文艺学的观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既然民间文艺学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对于它的研究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有效方法。
在《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给〈西方人类学史〉编著者的信》（1985）、《新的驿程·自序》等文章中，钟敬文反复强调：民间文学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它是跟整个历史、社会的事象（如物质生产、原始科学技术、宗教活动、生活习惯、社会制度及各种艺术活动）和各种意识形态联系着，它们具有一定的整体性。这种情况跟一般专业化作家的书面文学有根本或重大的差异。因此，民间文学的采集和研究，决不能限于它的对象本身，而必须跟那些关系密切的人文科学结成亲缘，也就是说，除了从一般文艺学的观点或角度外，还必须运用其他人文科学的观点或角度，即采取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原始文化史以及民族心理学等的观点或角度去研究，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入地揭示它的特点与性质。
这一思想，是借鉴了人文科学领域里大量的研究成果，根据民间文艺学对象本身的特点和要求而形成的，与现今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无疑是正确的，对目前以至将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都深具指导意义。
像钟敬文的其他许多学术思想一样，这一“多角度综合研究”的思想在钟敬文的脑海中，也经历了一个“较早萌芽、长期发展、逐渐自觉”的过程。钟敬文最早开始对民间文学进行初步探索时，视角还是纯文学的，而且从文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做法，以后在他身上一直有或显或隐、或多或少的存在。10但是，多角度研究的思想很早也开始萌芽了。1927年，在《儿童游戏的歌谣》一文中，他已经指出“数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它（指歌谣--引者注）的搜集与研讨，大部分是基于文学意味上的……其实，歌谣的研究，除文艺的方面外，尚有风俗的、语言的、心理的、教育的等等。若纯站在文艺的立场上以搜集歌谣，那么，势必至枉屈了许多宝贵的材料，等置之于废弃之地。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畸形的趋向矫正过来。”有研究者认为：这篇文章显示了作者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即从单纯的文学研究的角度逐渐向多角度的研究发展，但他只是从文学的角度迈出了一小步。1120年代末到30年代，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里，他阅读了大量世界各种学科、学派的著作，例如人类学派、功能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心理分析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受其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多种学科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探索的努力十分明显，例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2）、《盘瓠神话的考察》（1936）、《老獭稚传说的发生地》（1934）等，都摆脱了纯文学的探讨，而往往把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索民间文学作品背后蕴涵的文化内容。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全国在政治、文化政策上学习苏联，中国民间文艺学也自然受到苏联有关理论、特别是高尔基的民间文学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把民间文学只作为纯粹的文艺创作看待，在方法上，除了文艺学的角度外，一般不从其他人文科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探索。加之这时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都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学术”，所以包括钟敬文在内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研究角度在另一个层次上又重新回到文艺学上来。1978年以后，随着学界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钟敬文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思想仿佛搁浅的鱼儿获得了活水，重新活跃起来，并且更加明确、自觉了。他不仅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反复强调多学科综合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教导大家必须要有意识地学习相关学科的知识，以充实专业研究必备的知识结构，指出“这是年轻的民俗学者应该大力追求的方向”，“否则，是很难探得真理的骊珠的。”（《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
钟敬文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他在实际的考察、研究中逐步认识到民间文学具有特殊文学性质和丰富文化内涵、因而不能简单地以作家文艺理论来对它进行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也是受到上述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多种学科理论影响的结果。12
多学科知识的掌握对于钟敬文的学术思想及其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曾经由衷地说：“它实在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的专业探索也给了一定的启发、协助。现在我对民间文艺和民俗的观察能够看的远些，有时还能对它体会得深些，除了其他原因外，这种补助科学的知识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帮手。”（《给〈西方人类学史〉编著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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