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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的，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实际上体现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一种共同的理论转向。鲍曼自己曾指出，在民俗学与人类学界，“表演”（performance）一词至少有三种有所重合，又各有侧重的意义：第一，表演作为实践 (performance as practice), 也即表演作为处于特定情境的日常实践。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praxis）概念来的观点。其二，表演作为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 或用亚伯拉罕的命名，“扮演”(enactment)，这与象征人类学，如格尔兹、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的理论密切相关。第三，表演作为口头诗学（poetics of oral performance），作为处于特定情境中口头互动交流的艺术实践。而鲍曼本人，以及大部分运用表演理论的民俗学家都主要持第三种观点。[45]国内主要介绍的表演理论，如杨利慧的《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46] 翻译的鲍曼的《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等表演理论著作，也都主要是这第三种意义上的表演。
需要指出的是，这第三种意义上的表演是有其局限性的。利蒙（Jose E. Limon）和扬 (M.J. Young) 就曾经指出，直到表演理论提出十几年后的80年代中期，并没有产生出大量有份量的、有田野基础的研究。[47] 一个内在的方法论局限在于，表演理论需要调查者对其调查地的文化，特别是语言交流的细微之处了然于心。但若调查者是该社区的外来人，又有语言的问题，短期的、甚至较长一段的田野作业都不一定能满足需要。因此，这种对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能力要求，是用表演理论来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障碍。[48] 其次，这种以“表演”为关键词的研究有源自“表演”一词本身的局限。英语的performance（表演）与汉语“表演”一词类似，都有一种非真实的、想象的、与剧场效果相关的含义。这种艺术方面的侧重自然使表演理论的研究框架对民俗的艺术性格外强调，即所谓“艺术性的交流”，但也就可能忽视了某一文化其他方面的知识，如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等，而这些方面其实恰恰是特定情境中的“艺术性交流”的深层基础。[49]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仅强调艺术性，不仅不能真正理解这些交流，表演理论也就背离了它最初的对民众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关注与参与。正如《新视角》出版二十周年的讨论中学者们所指出的，《新视角》代表了民俗学倾向于文化政治学（politics of culture）的最早努力，代表了对多元化文化政治的关注，虽然并未很好完成。[50]
更进一步的，民俗学者强调的“艺术性”或非真实性却不一定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对当地人来说，他们不觉得他们是在“表演”，对他们来说那完全是真的。亚伯拉罕曾谈到他的调查对象总是说“‘这不是表演。我们不是在演什么——我们玩得正开心，我们正在过节。’”[51] 特别是在一些当地人虔诚参与的宗教仪式中，当地人会对研究者把其说成是“表演”非常反感，也使研究者陷入理论与情感、方法论与道德两难的矛盾中。[52] 亚伯拉罕发现用表演的模式，节日和儿童游戏中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得到解释。因此试图用“‘扮演”(enactment)来替代‘表演’（performance），因为‘扮演’ (enactment) 是个较为中性的词，不像‘表演’（performance）也是日常语汇”。但亚伯拉罕觉得他并不太成功。[53]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将表演理解成实践这第一种意义，实际上具有更大的理论潜力。而强调实践、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实际上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如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等从80年代以来逐渐清晰的理论趋势。[54] 正如人类学家奥特纳在她那篇著名的论文中所说，“在过去的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这个或那个彼此相关的一系列术语：实践(practice) 、实践(praxis)、行动(action)、互动(interaction)、活动(activity)、经验(experience)、表演(performance)。第二组与此密切相联的术语群则集中于所有这些行为的行动人（doer）：能动的人(agent)、行动者(actor)、人(person)、自我(self)、个人(individual)、主体(subject)。”[55]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学向表演中心的转换，实际上预示着大范围理论变迁的先声。[56]
那么，什么是实践？奥特纳回答说，“从原则上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无限的：人们做的任何事情。但考虑到这一分析模式中的主导倾向，最重要的实践形式是那些具有有意或无意的政治内涵的。但同样，这样一来，几乎人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有这种内涵。所以对于实践的研究说到底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政治的——对所有形式的人类行动的研究。”[57]有关实践的转向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限于篇幅有限，不能展开论述。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就人类学与民俗学而言，在个人、历史、人类文化的关系上，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理解框架。结构主义否认任何有目的的主体与社会文化过程相关，也否认“历史”或“事件”对于结构有任何重要的影响。[58] 也就是说，文化、语言等的结构完全支配了人类文化的历史过程，人面对结构束手无策、毫无能动性, 历史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实践理论则强调人的能动性，历史、事件的意义，虽然也强调某种结构性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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