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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美国大学中第一个民俗学课程在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设立。1942年汤普森在印第安纳大学（下称印大）举办暑期民俗学研究班，1949年设立民俗学博士项目（program）。1955年汤普森退休后，多尔逊继任，并于1962年发展为民俗学系。[12] 与此接近，1962年，麦克爱德华德·利奇 (MacEdward Leach)在宾西法尼亚大学（下称宾大）设立了全美第二个民俗学博士项目。[13] 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跨文化比较的民俗学在四、五十年代不仅成为美国民俗学的主流，而且具有明显的学院派特色。[14] 这一代的学者基本上还是安乐椅上的学者，注重利用各种文献材料——古老的或别人搜集的。三、四十年代美国各地的民俗调查集相继出版，更使美国国内各地区的比较成为可能。[15] 但二战后，田野作业的方式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材料搜集者与理论分析者逐渐同为一人。[16] 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民俗学家第一次直接面对他们文本背后的田野。在民俗学家脑海中，调查对象不能再隐为抽象的“民”的化身，而是交往过的有血有肉的人。田野作业也逐渐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有了中心地位。利奇虽然自己是宾大英文系教授，但深感记录下来的文本缺失了太多的东西，非常鼓励他的学生进行田野调查。[17]
多尔逊领导印大的民俗学以后，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也有所改变。多尔逊是第一代从哈佛获得“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或又作美国文明American civilization ）博士的人，也是第一个从事民俗学的美国研究学者。[18] 从学术训练与兴趣来看，多尔逊无疑与汤普森不同，他更关心独特的美国经验而非普遍的人类文化。但作为汤普森选定的继任者，他不得不奉行某种中间路线。多尔逊继任后，纯粹以故事类型、母题比较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在印大已不再受鼓励。多尔逊不仅自己有田野经验，而且鼓励、帮助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做田野，[19] 但他也要求学生在论文中为每一事项提供跨文化比较的详细注释。[20]
但印大和宾大民俗学的学术风格在50年代末却仍有不同。[21]虽然都强调田野作业及对特定地域文化背景的考察，但在民俗学与政治、与学院外世界的关系上，却完全不同。多尔逊努力在大学内把民俗学系科化的努力与民族主义的诉求密切相连。[22]在冷战的意识形态下，因为民俗学被认为是有利于国防的学科，印大的民俗学受到国家防卫教育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提供的资金资助，虽然后来因受指责而被取消。在因被取消而写的申辩书中，多尔逊把美国的民俗学和纳粹德国的和共产党苏联和中国的民俗学相对照，强调美国民俗学的纯科学性、纯学术性，并提出冷战形势下民俗学的作用是，“受过民俗学训练的学者可以揭露铁幕背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民主国家中工会对民俗的各种使用。”[23] 为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国家划清界限，多尔逊完全反对“纯学术”之外与民俗有关的任何活动，并把对民俗的应用称作“伪俗”（fakelore），如当时流行的民歌复兴、民俗节日等等。[24]
宾大的情况与此相反。利奇始终与学术界外的业余民俗爱好者与活动家，以及后来所谓的“应用民俗学”（applied folklore）或“公众民俗学”(public folklore) 学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5] 不仅如此，利奇的学生，如亚伯拉罕本身就是民歌手，是当时美国影响颇大的民歌复兴与民俗节日中的活跃分子，后来才在利奇的引导下读民俗学的研究生，进入学术界。[26]多尔逊与利奇个人的不同不仅反映出宾大与印大民俗学当时不同的风格，而且体现出美国民俗学会从一开始就隐含的学院派与业余派的差别，并发展到至今存在的美国民俗学界在公众民俗学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不仅如此，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表演理论的兴起与学院外的世界，与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虽然“这种‘应用的’和政治的动机往往被忽视”。[27]这也是《新视角》的大部分作者，如鲍曼、海默斯、亚伯拉罕、本-阿莫斯、苟思丁都出于宾大的学术圈子的原因。[28] 五十年代是麦卡锡时代，有一些老一代的民俗学家，因为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而上了黑名单或流亡国外，如阿兰·娄马克斯（Alan Lomax）、皮提·斯格(Pete Seeger)等等。[29] 但从五十年代及至六十年代，又是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正如詹明信（又译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指出，“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候。……即当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同时，它产生了社会能量的大释放或大松散，同时也产生了未理论化的新生力量的向外无限放射：黑人和‘少数民族’的种族力量，或者‘第三世界’各地的运动，区域主义的力量，以及学生和妇女运动中新生和强硬的‘剩余意识’之承受者等等这一切都得到了大发展。”[30]
在黑人、女权、反越战、学生运动等在街头声浪震天的时代，象牙塔内的西方学术界也决不能等闲视之。不但如此，事实上，如人类学家谢蕊·奥特纳（Sherry B. Ortner）所说，这些社会运动“不仅影响了学术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运动是从学术界内部首先开始的。”[31]人类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审视其作为一个学科和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关系的，[32]而民俗学也不例外。亚伯拉罕和苟思丁等宾大表演理论的重要倡导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宾大民俗学博士项目的。如前所述，亚伯拉罕是民歌手，是当时纽约格林威治村民歌复兴运动和左派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而苟思丁进入宾大前在纽约制作民间音乐录音带，也是一个工会的组织者。[33]几十年后，亚伯拉罕回忆道，“许多在美国进入民俗学这一领域的人是出于对那些特殊群体，对那些在公众眼中或边缘或少数的群体的一种政治上的承诺。我们的学科就是要导向于发现那些迄今为止被政治权力所排斥的群体的（文化）表达系统，特别是黑人的和西班牙裔的。”[34]在《新视角》的前言中，编者之一阿梅里克·佩雷达（Americo Paredes）——一位一生都积极参与美国西班牙裔族群政治斗争的民俗学家，[35] 也含蓄地提及了当时的反越战背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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