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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既然作为祭祀的圣地，所祭何神？《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乡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 ，而国主社，示本也。唯为社事，单处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 盛。所以报本反始也。”这里只是说社是祭地的，并没有确指祭祀什么神灵。《礼经考索》说：“或问社稷何神？曰土谷之神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生，祀之所以报本反始也。”这里所祭的是土谷之神，这土谷之神当然既可以解释为土地神，又可以解释为农神。可见，最早的社是没有确指的神格的，社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才有了社主的。《春秋左传》里说：“后土为社稷”。前引《国语．鲁语．展禽》里那段话一连列举了三个农神：烈山氏之子柱－－神农；能殖百谷、死为谷祠的弃－－稷神；能平九土的共工之子后土－－句龙。把后土作为社之社主，看来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其实，即使在当代，供奉和祭祀土地神也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祀祭土地神的目的之一，是祈求土地神保佑庄稼丰收。《周礼．小宗伯》云：“社之日，莅卜来岁之稼。”又曰：“社祭土为取财焉，卜者问后岁稼所宜。”也是这个意思。
持祭祖说者的根据是：
《毛诗序》：“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孝经援神契》：“仲夏获禾，报社祭稷。”案，社祭一岁研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诗》：“以社以方，谓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祀于公社三也。”《白虎通》：“社稷者，得阴阳中和之气，而用尤多，故为长也，岁再奈何？春求秋报义也。”观上所记，社，年或春秋二祭，或春秋腊三祀，而《孝经援神契》则更有仲夏之祀，实则社即五祀。《传》曰：“社稷五祀之本。”《月令》：“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注：“腊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祭其先祖也。或曰：猎者接也，新故交接也，故大祭以报功也。”《月令》文先祖五祀并举，而注文或惟释祭祖，或惟释报功。可见先祖五祀本无所别，祭先祖即祭社，亦即祭五祀，所谓五土之神也。《月令》：“春祀户，夏祀灶，秋祀门，冬祀行，夏祀中 。”案以余文字新解作释，户、门、行都为旌旗，灶则为蛙黾，祭灶即祭图腾祖，中〇为土神即社神，图腾祖即祖神亦即社神，五祀之源，实为五土之神，殊为可信。⑸
从哈尼族村寨中的“埃玛突”的祭祀情况来看，其性质大致属于后者，即整个村寨既在此敬奉主管丰收的大地之神，也敬奉祖神（包括建寨的祖先和远祖）和其它神灵。他们供奉的寨神埃玛突，是他们传说中的英雄，也是他们的大地保护神、村寨保护神和生殖神。哈尼人每年春季举行的埃玛突祭祀活动，归结到一点，就是希望在埃玛突的保护下，庄稼能够丰饶，人畜能够平安。从“社”和“埃玛突”的出现来看，它们都是产生于农耕社会之中，祭祀农神自然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属于农耕社会典型的信仰遗俗，这似乎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人们的信仰常常是模糊的，不可能是单纯地崇奉地神，而把祖先神从他们的信仰中单独分离出来。实际情况也显示了这一点。哈尼族学者李克忠先生提供的绿春县车里村的埃玛突调查资料和他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个论点。他所调查的该村祭祀活动的第二项即是祭祖、祭地神“咪松”和祭寨神“昂玛”：“上午九时许，各户舂糯米粑粑，家庭主妇捧着两个盛有酒、粑粑、茶三个碗的饭盒，到家庭主妇床前，象征祖灵居住的小笼子前献祭，一碗代表粮食，二碗代表人，愿人丁兴旺，三碗代表畜群，保佑六畜兴盛，财富不断，三块粑粑也分别代表人、财、畜，然后又到房门背后祭母系祖灵。”⑹民族学材料证明，社祭之日所祭之祖，系他们的图腾神或曰感生帝。在原始阶段上，一个部落、一个支系的人们，之所以能团结与生活在一起，能够抵御外来部落势力的侵害，保持内部的协调，主要的是靠图腾神而得以维系。而构成社的那些因素，如社神、社树、社石，都是图腾信仰的遗迹。民族学家李则刚说，社之所属的社神、社树和社石虽然是图腾信仰的遗迹，但总体说来，社却是由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代替图腾的事物，其性质与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一样，是血缘加地缘的宗法社会的维系物。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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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8-12-2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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