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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种转变我们在聚峰村人的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如今，钟表在村里已变得非常普及，村民们已习惯了用钟表来把握时间，传统的以太阳或月亮来把握时间的办法已不再应用。一半的村民被政府迁移到了工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即使留在村里的青壮年也几乎全部在外打工，传统固守乡土的观念已经不存在了。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们，由于常年在外工作，已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传统时间观念，如以节气作为农业生产的时间标准，也在他们身上失去。而对工厂劳动的参与，则使他们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下的时间环境之中，因而也就会逐渐形成技术时代的那种时间观念：时间已变得十分精确，以适应工厂严格的时间要求；时间也只是钟表所显示的几时几分，与自然节律、物候变化已没有什么联系 ３０。与此同时，即使那些留在村里人的时间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工业生产的影响。比如“ 工夫”这一概念，传统一个工夫是指十二三个小时，并没有一个确数。但受工厂三班轮换制的影响，一个工夫就是八小时了。相信随着时代的日益发展，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及整个社会的工业化，与传统农业生产相联系的传统时间观念也必将逐渐消失。
１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2页。
２ 转引自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３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之第1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４ 笔者家乡的一句话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工人的阳历、农民的农历、学生的星期。
５ 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7页。
６ 文中所用的基本资料，主要是基于2006年6月3日至6日的一次田野调查而得来。
７ 这一点在实地调查时感觉颇深，在村中所遇到的人，几乎全是老年人和孩子，青壮年则很少见到。
８ 叶世昌：《中国古代的农时管理思想》，《江淮论坛》1990年第5期。
９（元）王祯《农书》卷1《授时》。
１０ 桑老先生，即桑廷龙，70岁，聚峰村三小队人，做过多年生产队副队长、铁姑娘洞营长，多年来一直担任本村业余京剧团的首领。本文所用关于农业生产时间的资料基本都由其向笔者所提供，下文不再特别注明。
１１ 王加华：《节气、物候、农谚与老农：近代江南地区农事活动的运行机制》《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１２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15页。
１３ 程传颐：《二十四节气》，江苏苏州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32页。
１４（元）王祯《农书》卷1《授时》。
１５ 蒲松龄：《农桑经》，见盛伟编：《 蒲松龄全集》第3册，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250、251页。
１６ 于中：《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１７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16页。
１８ 于中：《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１９ 受访人桑廷龙老先生是如是说的，可能有所夸张。说到这里时，老先生给我举了一个例子。1959年，他带戏班去十队唱戏。白天唱了一天，吃过晚饭后又唱了一出“灯戏”（ 即晚上唱戏），结果唱完回到家时，家里才刚刚吃晚饭。
２０ 于中：《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２１ “明星”这一称呼，并非聚峰村人的独创。早在《诗经》中就已有此种称呼，如《郑风·女曰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２２ 张道胜，78岁，聚峰村一小队人，1947年入党，1956—1982年任第一、二生产队队长，并曾做过六年“铁姑娘洞”工程队营长。
２３ 同在其他场合，如盖房、做工时也都会用到工夫这一单位。
２４ 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页。
２５ 转引自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第199、200页。
２６ 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史林》2005年第4期。
２７ 杨联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２８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9、30页。
２９ 转引自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３０ 可以推想，那些外迁的人，由于是搬到工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因而也必定有大量的人参与到工业生产中去，因而他们的时间观念也必定会发生变化。
（本文原刊于《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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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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