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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一书第十三章的题目是《后现代化或生产的信息化》，其中写到：
可是，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化已走向终结。换而言之，工业生产不再扩展它对其他经济形式与社会现象的统治。这种转化的一个征兆在就业的数量变化中是明显的。当现代化进程在从农业与矿业到工业（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迁移上显现出来时，后现代化或信息化的进程则已经通过从工业向服务工业（第三产业）的迁移表现出来，这种迁移自20世纪70年代初已发生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美国。服务业覆盖了从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与广告等广泛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大多数工作是高度流动的，涉及到各种灵活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为主角。（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2003：272）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作为尖锐批判对象的“文化工业”，现在可以冠冕堂皇地以“文化产业”的正面名目重新进入理论界的视野。非物质经济曾经被当成不健康、有害于人的东西，如今则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最发达国家率先追求的理想目标了。不过，文化工业催生出的新的符号痴迷现象，对消费的图腾崇拜现象，也是人的异化的新表现。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精辟分析的：“文化工业产品通过语言的表达，表现出了它们本身具有的广告文化的性质。就是说，语言越是完全地变成了进行宣传的工具，词汇越是严重地从实际包含着意义的承担物变成没有内容的符号，它们越是单纯地和清楚地表达了它所应表达的意思，它们本身同时就越是变得不清楚。摆脱神话学影响的语言，作为整个启蒙过程中的因素，又返回来具有了神话般的魔力。”（霍克海默、阿多尔诺，1990：154－155）从神学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的人，现在又被广告暴力所压迫，甚至有沦为符号—品牌之奴隶的可能。这是一切倡导文化产业和非物质经济的人，不得不考虑到的。
二、作为文化资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经济的大视野给我们重新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当下性的语境。非物质经济的最大的优点在于节能和环保。因而与工业化时代的物质经济相比，更加符合人类可持续生存的要求。（叶舒宪，2004）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不利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非物质经济，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究竟是走做“世界工厂”的现代化道路，还是走文化兴国的后现代化道路？这已经成为国策制定者和高层知识人无法回避的关键性战略选择问题。当许多人还在以彩电、冰箱、电脑和手机的“中国制造”为荣耀之际，当更多的国人还陶醉于人均产值超过1000美元的小康美梦中，我要特意引用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于2005年5月参加巴黎的“中法中小企业合作洽谈会”时的讲话，来说明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的战略转型，是多么必要和艰巨的任务：
由于中国制造的产品利润率较低，要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抵一架空客380型。
而外经贸部的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对法国出口约一亿双鞋，而这一亿双鞋挣来的外汇才够换回一架空中客车。中国要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车间”，但是那只是靠死拼低端产品的数量指标——用廉价劳力堆积起来的近乎天文数字的巨大产量，来支撑起进出口上的外贸顺差，如此而已。与跨国公司巨头们掌握的高端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相比，我们这个“生产车间”创造的利润只有1％到2％，总体上中国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经形成进口依赖。如光纤制造装备的100％，石油化工装备的80％，都被进口产品占领。“事实上，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全世界制造业中低端的一环，正在忍受利润一天天趋薄的煎熬，世界制造业真正的主宰仍然是世界上掌握高新技术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老百姓要辛辛苦苦造一亿双鞋或者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这样的交换背后有多少资源和人力的耗费——从棉花的种植到纺织印染等排污量惊人的产业链，有多少废水废气的排放，又有多少人因为这样带来的污染而患病呢？天文数字的低端产品背后，只能是环境承载力的每况愈下，生存基础的透支。用得不偿失这个成语来概括，再合适不过了。
相比之下，作为非物质经济成功范例的美国影片《星球大战》之一，当初的资金投入是1千万美元，全球票房收入8亿美元。这是什么样的投入产出比？的确是神话般的；而且该影片相关品牌产品的后续销售也高达90亿美元。由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发展非物质经济要比争当“世界工厂”高明得多，也实惠得多。非物质的文化创意乃至幻想创作，作为新兴产业，确实可以为拯救地球的自然资源危机而发挥替代性的作用。如果整个世界都自觉地推进从高耗能和耗费资源的第一第二产业向文化产业和服务产业的转型，那么现代性语境下整个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就会得到明显缓解。
2005年5月16６日，在世界瞩目的“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语惊四座：目前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逆差高达10－15倍。
中国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的比例目前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从而造成我们整体生存环境的恶化，生存危机的加剧。在美国，音像制品出口成为第一大出口贸易产品，在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在1993年就超过了汽车工业的产值。在英国，布莱尔首相1997年当选上任的当年就设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由政府最高决策者自上而下地引导和组织英国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几年来每年以15％左右的高成长率迅速发展，成就卓著。自2001年起，文化产业的产值1125亿英镑，已经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
如何变遗产为资本，是面对符号经济崛起的大潮，不得不思考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人文学者既义不容辞，又任重道远。然而，由于教育体制变革的滞后和教学内容的落伍，我们的文科知识分子正面临转型与创新的挑战。传统的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那一套文化价值观，因为受到大大落伍的旧学科界限领地的保护，还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严重地阻碍着知识观的变革与知识创新。目前，由于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所拥有的文科博士点和博士生的产量已经非常惊人了。可是，这些被现代教育体制耗费大量资源而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头戴西方博士帽的知识精英中，有多少人能够适应非物质经济崛起的需要，成为文化发展战略的智囊或者战术的策划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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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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