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以来就是有成就的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经历,对于重视俗文化及其文学作品的搜集者与研究整理者来说,又几乎是一种必备的条件、必经的历程。关德栋教授生长在学术气氛浓重、见世面机会很多的古都北京,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私家藏书可供研读,读书期间更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工作以后,足迹遍于大江南北、祖国东西,视野更为开阔,读书所涉猎的面日益宽广,向著名学者们问学的机缘又多,于是完全投身于无边无际的学问的海洋。
先生研究满族文学,熟悉本族语文,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翻译《满文老档》工作时,注意到其间引及“萨迦格言”、“太公家教”的情况。正因有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知识,他才能对满、汉语混合写成的民间文学作品作圆满的介绍和详尽的注释。他为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做出的注释一共有234条之多,《升官图》注释也有几十条。只是在经过了他这样多才而苦心的工作,才使得清代中叶出现的这类所谓“满汉兼”的妙文为中外学人所知见、引录、论述。这在日本著名学者太田辰夫教授、波多野太郎教授等人的著作中均曾论及。
先生读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注意到郑先生在第十二章《弹词》里讲过的福州“评话”是弹词的论断,记住了郑先生提到的最负盛名的福州长篇评话《榴花梦》。当他有机会到福州工作的时候,耳闻目睹“福州流行的‘评话’,正与一般所说的弹词相同,不仅是在故事取材上相类,而且它的体式也与某些弹词作品一样,多是全部以七言韵语组成,没有说白与唱词之分”。他就地访求,终于见到了相当数量的福建评话抄本和当年郑振铎先生“惜未得一读”、阿英先生所见不全的《榴花梦》抄本,就此写成了《李桂玉的〈榴花梦〉》。
先生在《谈“落花”》的文章中,将《续高僧传》中提到的“落花”与流行在苏北一带和南京等地方民间佛教的经忏活动中唱的“散花”作比较,不仅引经据典,还直接引用僧侣的话:“经会不会尚在其次,如多会这种东西(‘散花’)才是好的大师傅”得出结论:“从‘散花’到‘落花’,逐渐形成为僧侣们谋生的一种技艺”,“内容并与佛教没什么关系,实是袭用曲艺。”常见人们或者鄙薄“故纸堆”,或者视典籍之外无学问,惟于先生的治学方法中,可见这种熔“故纸堆”与俗文化生活于一炉的大手段,庶几可以得到历史的真实。
新中国建国以后,先生从事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教学,1954年和1955年作为当时课程的“生产实习”,他两度带领学生深入沂蒙山区进行田野调查,两次实习印有《人民口头创作实习资料汇编》“沂水卷”和“淄博和洪山卷”三册。这是新中国首次有计划地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田野作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先生对于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到荣幸,并且认为,一个从事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研究的学者,只有在田野作业与室内研究两方面都下大力气,才能够真正有作为,获得有意义的成果。
1983年,先生应邀去美国讲学,他自己更把此行变成了一个“读书”和“行路”的过程。行前他订的研究计划有:了解美国在东方学、汉学方面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搜集散佚在美国的满学资料和中国俗文学资料。讲学是成功的,他的计划也完成了。他在美国搜集到的满学研究资料如:《聊斋志异》满文译者札克丹的未刊稿、《水游传》满文译本残卷、《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关系到《再生缘》作者研究而著名的《云贞寄外书》满文本等,以及散佚的明清戏曲俗曲资料。与此同时,并注意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回顾这段经历时,先生对治学与教学的方法曾作了这样一个小结:“搞学术研究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搞俗文学的,就只搞自己的这一摊,不去想一想国外对我们俗文学的研究状况如何,俗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什么联系,思路比较狭窄。在美国考察期间,我发现美国人很重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美国学者认为研究俗文学要有多学科的知识,俗文学还应该与语言、音乐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既考虑纵向联系,也考虑横向联系。这就关系到学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在教学上他们着重学生智能的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是跨越多种学科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他进而提出:“俗文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之争上,应该和整个民族文化联系起来,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无法全面理解俗文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有所突破,学会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虑问题。”
先生的文风也常使人耳清目明。如上个世纪40年代他作《变文目》,“每目除注明庋藏处、公刊处外,如学者于该目撰有论著,亦为注明”,仔仔细细辑出四十六目,给予当时研究者以极大的方便。他作《宝卷漫录》,注意《螳螂做亲宝卷》中有曲艺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以“动物、昆虫为角色敷衍故事”的特色;注意《菱花镜宝卷》不同于一般宝卷多宣传市民落后思想,而能“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注意《梨花宝卷》中前后两用的“曲词嵌药名的写法”;又注意了《双金花宝卷》“介绍了一段清末的莲花落曲词”。虽只漫漫写来,却不时点明文中的“眼睛”。所作《关于“十二时”》,连引文在内,不过千字出头,《关于“三仗鼓”》更短,全文不足300字,但都是真正的短小精干、实有见地的文章。他辑集的几本资料性较强的书,序言写得很长,洋洋洒洒,千言万语,虽长而绝不空泛,像枝叶繁盛的大树,高大而充满生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为研究问题,不端学者的架子,也不摆学术论文的架子,这种实事求是的文风,很值得提倡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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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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