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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德栋教授博学多闻、涉猎广泛，并能用满语和多种外文资料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他作为满族人，自幼受到满族传统文化的熏陶，精通本族语文，在满族文化研究、满汉文化交流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绩。他早年搜集校订的满汉语混合子弟书《螃蟹段儿》、《升官图》以及满文俚曲《黄昏卸得残妆罢》等，就是了解和研讨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宝贵资料。1946年至1947年，他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的《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则是我国有计划地直接从满语原文翻译这部重要史料的开始；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
鉴于满语文献在探讨近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他注意了满语文献的搜集、研究整理。如对1723年刊刻的图理深出使土尔扈特途径俄罗斯归来上书康熙的黄册所撰写的《异域录》满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校注，并写出了研究论文《略论图理深〈异域录〉满文本对汉文本的订补及其他》，这是首次依据原始资料的满语文献，研究18世纪初中俄关系史的论述，也是对《异域录》满文本的第一次介绍。1979～1980年，他参加《满汉辞典》的编纂时，曾前往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进行满语文与锡伯语关系的调查。1984年出版了他与人合作编成的《子弟书丛钞》，在对满族文学在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继承研究上做出了贡献。即使在十年“文革”的艰难岁月中，他也没有停止对“满学”的研究，他克服重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整理编成了一部《满文成语词典稿》。
他以对跨民族关系的满汉文化交融问题的研究为基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作任何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忽视这一基点。正因为信守着这样的观点，他在学术研究中，时时着意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探讨。先生在西北工作时，注意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了《新疆民歌民谭集》（1950年），对西藏典籍文献作过介绍，对流行于南亚的《大会经》作过翻译。
先生还是上个世纪40年代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著名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学者。他广泛运用语文资料，整理、研究敦煌文献，提出个人见解，成一家之言。1942年于《佛学月刊》发表谈敦煌民间文学的文章之后，陆续发表了《谈变文》、《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略说“变”字的来源》、《“丑女缘起”故事的根据》、《变文目》等一系列论文。早在1947年3月，向达先生在《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兼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一文中就曾有“二十年来注意敦煌俗讲文学者，寥寥可数。今日得读周、关两先生的文章，不胜空谷足音之感。个人除去欢喜赞叹而外，并向孙、周、关诸先生表示敬意”的感喟。1982年周绍良、白化文编选《敦煌变文论文集》，收录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自王国维以下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论文50余篇，仅先生的论文就收录了5篇之多，足见先生在敦煌俗文学研究开拓过程中的功绩。
先生对蒲松龄的研究采取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开辟了一方使人耳目一新的天地。《聊斋志异》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但因为这部书用文言写成，文化水平一般的读者不易领略。俗文学中的“志目”是《聊斋志异》的一种普及形式。它以通俗文艺特有的艺术手段，为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扫除了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满足了广大民众欣赏《聊斋》故事的渴望，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格外引人深思的是：将《聊斋志异》改编为通俗文艺形式“志目”的第一个人是蒲松龄自己。他在《聊斋志异》书稿已经流传并得到了同时代名位极重的诗人王士禛（渔洋）的赏识与推重的时候，忽然决心把自己的作品翻改成为当时文人所不齿的“俚曲”，他这样做的目的正如他儿子蒲筹撰写的《故显考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所指出的：“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媳之梦。”他知道把《聊斋志异》的故事改写成通俗俚曲，可以产生更深入人心的艺术力量，“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由蒲松龄开始的俗文学“志目”，以其动人的艺术活力在民间流传百余年，但是，不幸如其他民间文艺作品一样，一向被士大夫们判为“卑不足道”、“不登大雅之堂”，一般只在下层社会中流传，或在艺人的记忆里保存，较少有刊本传世；即使偶有记录传抄，往往也不为学者们所注意。当这些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它们的抄本已经成了难得的珍品。先生为了满足人们艺术欣赏和探讨《聊斋志异》艺术影响的学术研究需要，以他独具的眼光，广为搜集资料，先后编成出版了《聊斋俚曲选》（1980年）、《聊斋志异戏曲集》（1983年）、《聊斋志异说唱集》（1983年）、《聊斋志异话本集》（1991年），书之卷首，都载有反映研究成果的长篇前言。例如，《聊斋志异说唱集》的前言，在研究了170多个传统说唱“志目”的基础上，对“志目”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形式的俚曲、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宝卷、弹词和评书一一做出分析，分别对这些说唱形式的起源、与《聊斋志异》的关系、著名说书艺人的事迹、“志目”唱本的内容与流传、艺术特色、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作用、前人所编“志目”选本等均作了详尽的介绍与评价。其对于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而为当时文人所不齿的俗文学“志目”的倾心与用力，明明白白渗透在文章的字字句句当中。从蒲松龄自编《聊斋俚曲》，到百余年间聊斋故事说唱的“志目”在民间山花野草般地流行与传播，再到先生对聊斋的各种说唱形式的苦心搜求、保存资料，精心进行研究的经历，反映了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就存在着的两种天地、两种志趣。也许只有对此做出充分的比较研究之后，才能充分地估计先生从特殊角度对蒲松龄、对《聊斋志异》、对聊斋故事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作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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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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