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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是中国民俗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酝酿已久的中国民俗学会成立，竖起一座里程碑。它象征着绝学于绝处逢生，振奋了学界精神。
记得后来在钟老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吴组湘先生，并请他在我的册页上题词，吴老当即为我题写了“生正逢时”四字勉励我。的确，我很庆幸在文革之后能从文学理论的教学转向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与研究。这是一种机缘，从此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回想当我站在民俗学起跑线上的时候，清新的、生气勃勃的学术空气扑面而来。记得1983年的春天刚过，便迎来了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学者，聚集在东直门外左家庄解放军国防科委招待所，庆贺中国民俗学的新生。5月21日召开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会议由白寿彝先生主持，钟敬文先生致开幕词。老一辈民俗学家悉数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学会的成立寄予热望。会议一共开了四天，选举产生了理事会，我有幸成为首届理事会的成员。在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上，周扬被选为学会的名誉理事长，钟敬文先生被选为理事长，白寿彝、马学良、杨成志、容肇祖、杨堃、罗致平等先生分别担任副理事长。至此中国民俗学人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国民俗学研究展开新的一页。
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筹备工作大约进行了五年。早在1979年11月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一次（应是第三次）会员大会上，钟敬文先生起草了关于《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这一倡议以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七教授的名义发表。《倡议书》有感于中国民俗学的荒凉景况，认为这种景况“是不应再忍耐下去的！现状非迅速打破不可。”又说“现在正是我们应该起来填补这个学科的空白点的时刻了！”在老一辈民俗学家的积极倡议和主持下，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方有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在这次成立大会上，钟敬文先生发表了《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的长篇讲话。钟先生回顾了中国民俗学将近80年的发展历史，讲了民族的与阶级、农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古代学和现代学、理论和实践关系诸问题。他指出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范围是“一国”（一国民俗学）的。不过，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之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所以如果说中国民俗学是“一国”的，它的对象同时也是“多民族”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以后开展的比较民俗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关于民族的与阶级的问题，过去一直是困扰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问题、对此，钟敬文认为，民俗，就一般来讲，是广大民众（主要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和继承的，可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上层社会没有民俗，或者认为它完全没有和广大民众共同的民俗，就似乎不好讲了。重要的民俗，在一个民族里只有广泛的共同性。这对过去那种单纯以“阶级斗争”观点对待社会民俗文化事象的做法，是个警告。关于农村文化与都市文化，钟敬文提出了都市民俗学研究的课题。关于古代学和现代学，他指出，过去的民俗学研究主要运用历史上的资料，但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说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现代。而对历史上民俗事象的研究，应归入“文献民俗学”或“历史民俗学”。民俗学“现在性”的提出，不仅使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方向更加明确，而且将中国民俗学变成一种新鲜的学问，而不是陈旧的学问。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钟先生在报告中提出民俗学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和民俗学的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总之，这一报告应该说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带有战略意义的文件。它所涉及的问题，急待民俗学通过它的实践去解决。
也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同时，为了实现重建中国民俗学的宏伟蓝图，尽快建立各地的民俗学组织，培养和训练民俗学理论队伍，刚刚成立的学会理事会做出决定，举办全国性的民俗学讲习班。1983年夏季，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1979年成立）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举办民俗学和民族民间文学讲习班。消息传出，立即得到全国民俗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纷纷报名参加。开班时，参加这次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学员150多人。民俗学会和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委托张紫晨、陶立璠主持这一工作。当时正值三伏天，办学条件及其简陋。学员住宿借用的是学生宿舍，连民大一号楼的地下室也住满了学员。上课借用的是可以容纳200人的大教室。三伏天的天气十分炎热，教室的四角安放了四台电扇，仍然是炎热难耐。尽管食宿简陋，天气炎热，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丝毫不减。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费孝通、林耀华、马学良、杨堃、杨成志、容肇祖、常惠、常任侠、白寿彝、罗致平、罗永麟、宋兆麟、张紫晨、刘魁立、陶立璠、张振犁、柯杨等，都冒着酷暑，应邀前来授课。他们中的许多老一辈民俗学家，此时已届80和90高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抗战时期和杭州民俗学活动的亲自参加者，今天他们成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的面面旗帜。这次讲习班整整举办了一个月，从师资阵容和授课内容来讲，不亚于本科所获取的信息量。此次讲演的部分内容，曾由张紫晨先生编辑成《民俗学讲演集》由文献出版社出版。学员结业后回到原来的地区，后来大都成为各地民俗学活动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学员见面戏称这届讲习班为“黄埔”一期，颇感自豪。之后又在门头沟举办过第二期讲习班，仍然由张紫晨和陶立璠主持，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及第一期。
1983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进入关键性的一年。新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共计70卷，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被列入《中国文学卷》。钟敬文（主编）先生、马学良（主编）先生率领它的弟子们投入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条目的撰写，北京师范大学的张紫晨（副主编）、许鈺（副主编）、陈子艾、屈育德、王一奇、张振犁、李德芳等参加民间文学分支工作，刘魁立（副主编）、陶立璠（副主编）、耿玉方、王一之等参加少数民族分支工作。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条目进入《百科全书》，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从条目框架的制定，组稿、审稿、定稿任务十分繁忙，大家付出许多辛苦。当时的中国民俗学刚刚起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发展态势，所以民俗及其相关的条目很少进入百科全书，只是由钟先生撰写了“民俗学”条目，收入百科全书的《民族卷》。
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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