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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民俗主义与发明传统
郭德纲所谓的传统相声，明显地表现为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宣传策略，问题是，这种宣传策略为什么具有如此蛊惑人心的力量。郭德纲在北京闯荡10余年了，为什么早不红晚不红，偏偏在这会就红了？一位从事销售工作的网友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白领、大学生、青年伴侣，十年前、五年前的娱乐方式是什么？去茶馆？看相声？不是。是蹦迪、跳舞、酒吧，高雅点的去旅游，可近些年，他们已厌倦了歌舞浮躁，酒吧胡聊；再加之信仰空虚、幽默贫乏、娱乐危机等等问题的驱使，新一代主流人群不得不寻找新的娱乐休闲方式来调剂自己，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寻觅另类，回归草根。这样在口口相传中找到了郭德纲，也就是找到了茶馆相声。嗑瓜子、品香茶，听笑话，一遍又一遍的叫好起哄，上下呼应，促成了中国社会又一道靓丽文化风景线。这正是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伟大体现，也是一种很正常的审美演变历程，恰巧被相声撞了大运[42]。
民俗学家王霄冰认为，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是城市和乡村都逐渐地告别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也被渐渐地忘却和丢弃，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中产阶级的怀旧心理日增，他们在享受现代化的同时也开始回过头来寻求回归传统。
这样的文化心理，也曾发生在欧洲的许多国家。1960年代，德国度过了战后经济恢复期，民俗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改善，整个社会兴起一股享受和消费民间文化的热潮，许多民间传统被重新挖掘甚至被发明了出来。有意思的是，这些被挖掘或者被发明的传统主要不是用来吸引那些真正了解或享有传统的人，而是主要用来吸引那些消费“传统风俗”的中产阶级。民俗学家们把这种打着传统民俗的旗帜，却以新的功能，为了新的目的而重新加以再现的民俗文化称作“民俗主义”。
一般认为，民俗主义是对已往民俗的追溯和改良，它的本质是当下行为；民俗主义行为尽管未必是真正的民俗传统，但它同样可能具有现实的功能和意义，为那些旧民俗的享有者所喜爱；民俗主义行为的功利性和商业性色彩十分浓厚，但在很多情况下还会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爱乡情结在发生作用。所以说，这些打着传统旗帜的新民俗在当代社会机制中所担负的功能不仅是多重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和符合自然规律的[43]，也可以说，是我们所无法阻挡的。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传统的反复被提及，往往紧密相关于“民族”这一相当晚近的概念，或者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这些概念有些关系。
在反复歌咏“龙的传人”和“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之外，我们还常常需要借助于“共同的文化传统”来构筑一种坚实的民族关系，并把它们作为强化“民族共同体”内部认同的仪式化手段。“仔细追溯起来，民俗学与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根本就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民族意识促使人们去弘扬民间文化；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化的广泛认同又促进了民族认同。在民俗学诞生之初，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在德国、在芬兰、在英国莫不如此。”[44]
苏格兰人聚集在一起颂扬其民族特性时，他们总是喜欢穿一种用格子呢做的苏格兰褶裙，他们认为这种服装体现了苏格兰伟大的古代遗风，并用以区别英格兰的文化传统。休·特雷弗－罗珀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这些所谓的传统都不是真正的传统，而是苏格兰民族意识支配下的追溯性发明，是他们用以对抗英格兰文化的一种合法性包装[45]。
同样我们可以知道，近年来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浪潮，只不过是国力逐渐增强，中国民众如暴发户一般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急剧膨胀，民族情绪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抬头的征兆。这种民族情绪在2004年的端午保卫战中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地宣泄过一次。
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知识分子动辄奢谈什么“振兴”、“回归”、“崛起”，好像缺了相声天就会塌下来似的。相声原本就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底层曲艺形式，现在却要充任中华民族“草根文化”的杰出代表，为那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们背负“民族文化”的重担，真是相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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