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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干预生活注定吃力不讨好
就人文科学来说，学术研究的对象必须是曾经存在过的实象或观念。换句话说，学术的对象就是生活或者学术自身。学术依赖生活提供对象资源，而生活远在学术萌芽之前就已经存在，也可以在没有学术的时空中继续存在。
当学术面对生活的时候，学术滞后于生活是一种先验的规定，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可能去操作一种在现实中不曾存在的对象，学术只有言说过去的资格。以“现在”为界，任何超前于“现在”的学术都是伪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文学者都是历史学者。
当学术面对学术自身的时候，它构筑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世界，它在自己的世界里双手互搏，越行越远，逐渐远离了生活的直观和感性，学术成为一种纯粹的、高端的智力游戏，它的功能在于不断挑战人类的智力极限。
现代学术越来越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学术在将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肢解之后，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各领一块，如盲人摸象一般，将自己领到的那一块细细研磨、仔细推究，最后得出一个个极其精致的、互不相容的“片面真理”。如果学术真可以用以指导生活的话，那么，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基于自己的专业角度，就会像摸象的盲人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个不可开交。
在地方文化建设问题上，学者不是决策者，他只会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针对过去的某一方面发言，他既不负责权衡各方利弊，也不负责承担决策后果，因为他只是历史学者，他不必对任何尚未发生的事件负责。而地方官员作为文化实践的操作者和决策者，如果片面地听从了某个专业学者的建言，他将独自承担顾此失彼所造成的所有行政后果。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官员选择了彻底不理会学者的批评。
站在纯粹学术或者科学的层面来看，“文化”无法言说，“祭祀”乃是迷信，“民族”本属虚无，“黄帝”无法实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难以理喻”的事情却一直在不断地上演，而且，一点也看不出需要或将要走向理性的趋势。所以有人叹息说：“自从《刘邦文化节是什么节》和《嫦娥奔月20000周年纪念》等文章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我就以为这类名声不佳的‘文化节’已成为过街老鼠，只有人人喊打的份了。然后，正是这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偏偏有人喜欢。”[50]
生活只会是学术的观察对象，难以成为改造对象。如果学术总是将一把理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生活头顶之上，生活将变得如履薄冰，纯净而没有意义，人也就无法作为人而存在。而且事实上，生活永远只受利益的驱动，即使学术愿意干预生活，生活也不会将学术放在眼里，除非学术能给生活带来直接的效益。
在丰富的世俗生活面前，学术是如此的无力。
就在学者们对于公祭活动的一片责难声中，2007年曲阜孔子文化节隆重开幕了，据其官方报道：“今年的孔子文化节首次由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主办，规格高、规模大，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坚持文化活动与经科贸、旅游活动紧密结合，突出国际性、彰显开放性，以进一步扩大山东对外开放，推动齐鲁文化走向世界。”[51]被学者们反复抨击的“劳民伤财”“豪化规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等，都在这段官方报道中被赋予了正面的形象。
老百姓有句俗话，尤为清楚地揭示了理性面对现实的无奈：“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世俗生活中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就会有市场，就能“不是也是”。襄樊的祭亮大典凭什么选在4月13日？南阳诸葛亮研究会负责人张晓刚如此解释：“史书记载诸葛亮出山辅助刘备是在公元207年，但具体年月日并不详，襄樊在此时举行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庆典，用意很明显，再过半月就是五一黄金周。”[52]
2007年，竹山的女娲祭典选在5月13日，据说因为是母亲节。世界各地母亲节时间并不统一，把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作为母亲节是美国国会1914年提出的，这与我们几千年前土生土长的女娲可是八杆子打不着。这种中西合璧的组合方式在学者看来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可竹山的地方精英们就这么干了，老百姓也就这么认了。
现在的问题是，学术面对生活，还能做点什么？如果什么都不作为，学术的“意义”又从何而来？吕微认为，“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的任务只是把每一个人的自我陈述和自我表达记录下来，并把这些陈述和表达传递给全世界，让他们的声音在全世界传播，在传递和传播中，让世界知道他们，承认他们的愿望、欲求，让他们能够作为在意义世界中存在的主体而存在。”[53]也就是说，学术既是生活的观察者，也是生活的讲述者。
当学术以“客观”的姿态讲述生活的时候，必然夹带着讲述者的“主观”思考与倾向，这些思考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阅读者的思想方式，如此，学术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影响了生活。轮转一回，我们又转回到了顾颉刚早在80年前就思考过的问题上来了：“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54]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如果学术对生活有所影响，那也只是读者自然阅读与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学术指导下的生活实践。
曾有一位来自广西的民俗学博士说：某些“地方文化工作者”非常热衷参与文化建设，但是，他们往往热情有余而学识有限，常常自以为是地搬弄一些似是而非的“假传统”，不仅没能弘扬真正的传统文化，反而大大地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作为“学者”，我们很难与他们沟通合作。
我提出与这位博士交流的意见大致如下：
1．地方文化工作者与地方官员都是地方精英，他们比学者更具地方立场。相对于地方民众来说，我们这些民俗学者才是旁观的“他者”，而他们却是“当地人”。
2．学者不应武断地把“当地人”区分为“官员”和“民众”，更不必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一定能够站在“民众”的立场。
3．似是而非的“假传统”，恰恰就是我们天天面对的“真民间”。所谓“真正的传统”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浪漫想象。
4．不必指望这些地方精英会按学者的要求去操作文化。他们本身就是民间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文化理想与当下诉求，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理解为文化传承链中的一个自然环节，那么，他们对于传统的“传承”和“变异”就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选择继承传统中的哪一部分，或者扬弃传统中的哪一部分，应该视乎他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学者的理想图景。
5．学者往往喜欢以“求真”为标榜，可地方精英们并没有求真的义务，他们最大的目的是要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求得“利益”。地方精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我们中间的成员，既不是我们的改造对象，也不是我们的同化对象。
6．一个负责任的学者，不会以一种文化持有者或者文化权威的姿态武断地批评地方精英的工作，而是密切关注他们的工作，客观描述他们的生活世界，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是否能够，或者如何成为当下发明的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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