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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不应受到“真实性”的束缚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偏远地区发现除了自然风光，异质文化也是一个卖点，于是相继开发一些民俗旅游项目，此举招来了猎奇的游客，但也招来了严厉的文化批评，被学者们指斥为制造“伪民俗”。著名学者俞吾金说：“所谓的伪民俗，指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的、趣味低俗的、粗制滥造的民俗。其虚假与肤浅的特点破坏了民俗的自然与淳朴。制作或再现这种伪民俗的动机是为了营利，而不是恢复传统民俗、民间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争抢文化名人的闹剧、虚构伪造文化名人历史的怪事，无不与‘孔方兄’有关。”[35]
伪民俗的制造显然与文化的自卑心态有关，像北京这样的文化名城，根本无须通过伪民俗来招徕游客，而偏远地区正因为资源匮乏，才更需要夸张地放大一些异质文化，甚至人为制造一些新的卖点，以凸显地方特色，提升地方知名度。
客观上说，伪民俗的生产对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并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一种出于表演而生产的伪民俗在实际生活中不具有实用功能，民众也决不会因为看了表演而放弃他们原有的生活。如果一种伪民俗为民众所接受并融入了他们的生活，那就说明伪民俗具有优于旧民俗的特质，伪民俗也就变成了真民俗。无论结果如何，伪民俗都不会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伤害，相反，能为他们带来表演收益。伪民俗的惟一害处是，它扰乱了学术研究的历史视线，妨碍了学术求取历史之“真”的进程。
对于伪民俗的讨论在文化界热了近20年，“伪”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且总是和“劣”放在一起合成“伪劣”。“伪民俗”先天地规定了民俗旅游的受批判地位。为此，叶春生教授曾经建议使用中性的“仿民俗”来代替“伪民俗”。德国民俗学者也提出“民俗主义”这样一个中性词汇，用以指称那些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空间，带表演性质的民俗活动。
但是，多数学者的眼中容不得砂子。于庆新就曾呼吁说：“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传统文化的展示、推广工作认真做一番清理，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以进一步纯洁我们的旅游文化市场。万万不可让旅游文化成为伪文化的保护伞。”[36]一些文化人士甚至认为“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最大的伪民俗，呼吁“我们应该提倡一场‘关上电视放鞭炮’的恢复传统春节文化运动。让春节晚会这种新民俗、或伪民俗成为历史！”[37]
中国人的“历史感”特别强，什么事须得“正本清源”才能“名正言顺”，“有历史”“有年头”的东西总是更具合法性，反过来说，合法性的事物也必须得有历史的意义。郭沫若就曾经借助于“历史”来强调民间文化的地位：“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38]
郭沫若这段话在民间文化界影响极大，它与西方学界对于民俗文化的“遗留物说”一拍即合，民间文化作为“社会史料”的观点几乎成了20世纪下半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定律。民间文化一旦被赋予“社会史料”的历史使命，就必然被套上“真实性”的紧箍咒，而与当下发明绝缘。
2006年，苏州宣布将在端午节正式举行“伍子胥大型祭祀活动”，以宣传端午节的“伍子胥起源说”，此举迅速招来了文化界的广泛批评。一些文化学者认为“苏州准备祭拜伍子胥及由此引发的端午节问题争论，其用心和旨趣，明显不在学术考证，甚至也不在文化传承，而更多是在受现实功利所左右，而且主要又是商业功利。”[39]“几千年来，在端午节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习俗，早已深入华夏炎黄子孙的心中，不容争议。苏州要公祭伍子胥无可厚非，但不能打着幌子，去改变端午祭屈原这个文化共识。”[40]
其实闻一多等学者早就论证过端午节的起源远早于屈原出生的年代，也就是说，端午节的“屈原说”同样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据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戈春源教授说，“加上伍子胥，中国的端午一共曾纪念5个人：东汉的曹蛾被后人以孝女铭记；广西的陈临因爱戴黎民百姓，当地人民为纪念他而过端午节；越王勾践也最早提出以划龙舟来操练水兵；再有就是屈原，他是联合国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因为千年来，屈原名气太大，人们渐渐把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41]也就是说，在众多虚构的传说中，选择张扬这一传统而不是那一传统、赋予某种传统以特别意义，并不存在“真”与“假”的差别、“正宗”与“非正宗”的差别，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利益诉求。而这一传统能否被接受，则取决于它的传播能力。
撇开苏州历史上是不是有过端午节祭伍子胥的史实不论，单就文化的创造而言，尽管今天的许多学者已经走出了郭沫若的阴影，认识到了民间文化的非历史性，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误识，也即认为民间文化必须是古老相传的，而不能是当下发明的。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允许古人虚构故事，却不允许今人虚构故事。
今人古人的生活方式也许不同，但人们虚构故事的热情是不会变的。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地方精英们为了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维护地方秩序，总是在不断地制造一些非理性的神圣叙事，以表达他们的各种理性诉求。这种具有极强目的性和功能意义的新的神圣叙事，客观上促进了民俗文化的自我净化与自我发展，使它能够持续有效地在乡土社会中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所以萧放教授认为，“苏州和湖南争相为端午申遗，这不是一种单纯竞争，它使主办城市的民众有种自豪感，背后的根本精神是中国民俗的文化共享，这才是最重要的。对老百姓来说，依照所在地的习俗过节，是件贴心的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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