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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民俗以确切的定义对澄清民俗学研究对象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俗，显然是浅薄的、甚至是荒谬的，就像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一样。民俗的现实所指不仅是自身内部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也与其他生活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正是这些关系。如果对这些关系缺乏深入探讨，民俗学就只能停留在单纯描述的层面上，而且这种描述和对民俗的定义一样都是在常识的意义上进行的，其中必然充满了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所说的“学究谬误”。①
二
在确立了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条件下，如何使它们呈现出来就成为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智识活动，更多地是在思辨的层面上展开。但是，就民俗学而言，如果不能对现象层面的民俗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识，单纯智识层面的思辨就容易变成无根的妄言。因此，从研究程序的角度来看，研究者首先要做到对民俗的理解，而达成这种理解的途径无非有两种，即物质资料（包括文字资料）与田野作业。整体而言，这两种途径在其有效性方面优劣各半。前者有助于呈现历史的深度，但由于文字资料不过是原生态民俗的复制形态，是经过加工的产物，它的信度是可质疑的，因而对它的解读必然是双重的；田野作业虽然在对民俗的深度理解方面大大优于文字资料，但很难触及长时段的历史。因此，两种途径的相互补充与助益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不过，在我看来，田野作业对于民俗的理解尤为重要，文字资料研究的理路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文本——读者——文化——读者——生活。由于其中的“文化——生活”之间缺少了研究者（读者）的直接介入，从而导致研究者对于民俗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自己对文本的想象性解读；然而田野作业则把上述研究理路逆转过来了即：生活——研究者——文化——研究者——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对民众生活的深度浸润无疑有助于提高对特定文化的理解的准确程度，从而有助于把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各种关系呈现出来。
如果把田野比作海洋的话，那么，田野作业者不应是撒网捕鱼的渔翁，而应是一条游在海里的鱼。即使如此，田野作业仍然无法解决它所遇到的真正问题，即认识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民俗学和人类学面对的理论困境是共同的。鲍瑞拉尔德（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曾带着后现代主义特有的“破坏”意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颇具吊诡意味的问题：“为了让人类学生存下去，其研究对象必须死亡，这样他就可以报复被‘发现’，同时也用死亡来抵制企图掌握它的学科。”②研究者进入田野之前，必然已经受到自身文化的浸染，而且研究者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底色无论如何是无法褪掉的，因此纯然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研究者运用的概念和其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达到对异文化的准确表述和理解，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理论难题。实际上，人类学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巴霍芬（Ｂａｃｈｏｆｅｎ）曾经对摩尔根（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说道：“德国学者打算按照当今流行的思想来衡量古人，以此使他们可以被理解。在历史的创造中，他们只是看到了自己。想深入与我们不同的心智结构，是一项艰难的工作。”③当马林诺夫斯基（Ｂｒｏｎｉｓｌｏｗ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偶然地创造了田野作业理论的时候，我们对消除古典人类学文化构拟的弊端似乎有了坚实的基础和足够的信心。然而，马氏私人日记的意外出版使这种信心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原来田野不过是个神话！在人类学界对不同研究者的田野作业掀起一片质疑之声的前后，利奇（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和尼达姆（Ｒｏｄｎｅｙ Ｎｅｅｄｈａｍ）也先后对人类学分析概念在表述不同社会与文化的有效性上表示出了怀疑。不过，或许人类学家还无力提出更有效的解决之道，他们最终还是“再次退回到稳健的经验主义的立场上。”④而经由派克（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ｉｋｅ）等人所形成的局外人与局内人的理论甚至吉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的深描理论从根本上说仍然无法解决上述认识论问题，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差异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统一？深描又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确证自己的有效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追问的。
在我看来，既然研究者已经被推到不得不反思自身的境地，那么，奢望对特定文化的原生态表述与理解似乎就只能永远保持着一种进行时的状态，恰如一位分析哲学家所说，我们是乘坐在一艘需要不断修补的航船上。①不断修补的必要性在于非此而无法保证航船亦即研究自身的存在。这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实在是一种早就注定了的宿命。在现有的研究水平上，我个人比较认同费孝通的见解，即主张从“自己”中分化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进而达到“超脱”的境界。②这种见解与庞蒂（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为人类学所开的“药方”是暗合的。在庞蒂看来，“我们所进行的所有理解，都中介着先验主观的认识世界。人们认为，理解的惟一源泉是种种认识的积淀——先验主观的‘生活世界’，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从未把‘生活世界’当作主题，只认为主题是‘自明的东西’。如此看来，‘理解’对于我们不过是理解，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即使是人类学家也要受到这种‘先验主观性经验’的制约。”③尽管如此，庞蒂并不认为理解是不可能的，而“需要的是回到未成为抽象出来的主题的我们本身生活的世界中去，即回到理解的源泉中去，提炼生活使它成为主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拓出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从有限的生活经验中游离出来，即‘离心化’，再一次地提炼生活即‘再中心化’。”④
因此，仅仅把田野作业看作是一种搜集资料的手段似乎过于目光短浅，只有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效力。尽管它还很难摆脱认识论的魔咒，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与特定人类群体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研究者不仅可以获得对他们的文化的直观认识，也有助于对他们的意识和行动逻辑的深层体悟，这个过程无异于人的再濡化。这种再濡化过程虽然与庞蒂的策略还相差甚远，但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选择。至少田野作业者会与对文字资料抱有热情、并对“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及其田野作业方法极尽嘲讽的巴利有同样的收获：“我可以继续呆在多瓦悠五年，获致微小的研究成果，却仍无法穷尽‘了解一个全然陌生民族’的研究目标。但是想要获得特殊成就，总要有一般能力做基础。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觉察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觉察某些资料不恰当或无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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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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