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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孙先生举出的《酉阳杂俎》之外，佛教文献中尚有使用“次本”一语者,而且时间要早于段成式。例如唐·法藏撰的《入楞伽心玄义》卷一记云：
第八“部类传译”者，先明“部类”。依所见闻，有其三部。一大本，有十万颂，如《开皇三宝录》说：“在于阗南遮俱盘国山中，具有《楞伽》等十本大经，各十万颂。”二次本，有三万六千颂，如此所翻诸梵本中皆云“三万六千偈”，经中某品即备答一百八问。如吐火罗三藏弥陀山，亲于天竺受持此本。复云西国现有龙树菩萨所造《释论》，解此一部。三小本，千颂有馀，名《楞伽纥伐耶》，此云《楞伽心》，即此本是。旧云“干栗太心者”，讹也。[6]
按法藏（643-712）本是康居国人，俗姓康，27岁出家，是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理论家，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他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补足了晋译《华严经·入法界品》中的两段阙文。他还参与了《大乘入楞伽经》等其它佛经的翻译，撰写了许多解释、阐发佛经的理论著作。《入楞伽心玄义》就是解释《楞伽经》的著作,共分十个部分，其中上引第八部分谈该经的传译情况。据法藏的见闻，《楞伽经》共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即大本、次本和小本。大本有“十万颂”，次本“三万六千颂”，小本“千颂有馀”。可知大本即足本，次本是仅次于大本的简本，小本是最简略的本子。
宋·宝臣注《大乘入楞伽经》引唐初智严注本的序,讲到《楞伽经》的翻译过程，也提到“次本”：
梵文广略，通有三本。广本十万颂，次本三万六千颂，略本四千颂。此方前后凡四译，皆是略本四千颂文。[7]
按此处“次本”的意思与法藏所言完全相同。所谓“四译”，今存其三：一为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四卷本，一为后魏菩提流支所译十卷本，一为唐实叉难陀等所译七卷本。法藏即参与了后者的工作。依此观之，所谓“广本”，竟是几个现存译本的25倍，“次本”也是“略本”的9倍。《楞伽经》如此，《华严经》更如此。隋·吉藏撰《维摩经义疏》卷一有云：
问：“《华严》一部，何故文无立名？”答：“此经凡十万偈，传译未尽，立名当在后也。于阗国有《龙树传》云：‘《华严》凡有三本，大本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偈一四天下微尘品，次本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此二品并在龙宫，龙树不诵出也。唯诵下本十万偈三十六品。’此世唯有三万六千偈三十四品，故知《华严》名在后分矣。”[8]
这里记述《华严经》的版本，还配合着一个龙树菩萨入龙宫的传说。“大本”、“次本”均太繁，龙树不能背诵，只记了“下本”的10万偈。而传入中国，只剩下3万6千偈。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偈”，就是多到不可穷尽，大概是把佛经神话了。
总之，上述三例中的“次本”，是仅次于足本的节本、略本之意。同时还可以认为，“次本”既可以是“大本”的总体缩减，也可以摘取“大本”的某一部分单独流行。而无论何种情况，都不能排除“次本”会对“大本”有所修改和编订。
毫无疑问，“次本”原是一个佛教术语。它究竟产生于何时尚待研究，但吉藏、智严和法藏的时代都早于段成式却没有问题。故《酉阳杂俎》所云“次本”是对现成佛教术语的袭用。再看孙楷第先生所引的段成式《酉阳杂俎》原文，就不难发现其失误之处了。
“翊善坊保寿寺”在长安，段成式与张希复、郑符有《游长安诸寺联句·翊善坊保寿寺光天帧赞联句》诗，成式诗前并有《序》，今存《全唐诗》，内容与《杂俎》略同。[9] 按成式所记，长安保寿寺的“先天菩萨帧”，本是开元初由僧杨法成在成都妙积寺用十年时间画成，“画样凡十五卷……分三卷往上都流行……今成都者，是其次本。”也就是说，成都妙积寺的“十五卷”本是原本、足本；而分往“上都”（即长安）的只有“三卷”而已，其馀大部留在成都，乃其“次本”。可见，段成式笔下的“次本”，也是仅次于足本的节本、略本之意。故孙先生把“次本”看作“摩本”实未确。
同理，戏曲中的“次本”，或即是原作删节本、修改本的意思。也就是说，“次本”对于“原本”的依附性较强，不仅仅与原作故事相同。《录鬼簿》透露了其中的消息。例如曹楝亭本、尤贞起本在李文蔚的《谢安东山高卧》下注云：“赵公辅次本”；又在赵公辅的《晋谢安东山高卧》下注云：“次本”。明确提示出赵作是李作的“次本”。再如，曹本、尤本在尚仲贤的《崔护谒浆》下注云：“十六曲次本”。白仁甫有《崔护谒浆》，天一格本注题目正名云：“四不知佳人诉恨，十六曲崔护谒浆。”可知“十六曲次本”即指白仁甫剧之“次本”。若仅仅是故事相同的两个剧本，就毋需强调二者的关系。换言之，注明“次本”的原本为某一作品，正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次本”是依原本删改而成。
既然“次本”是删改本，那就一定有原本、足本、全本与之对应。元刊杂剧提供了这方面的旁证。在三十种作品中，剧目中标明“足本”的有《新编足本关目张千替杀妻》一种，此外在剧末注明“关目全”、“的本全”、“全”、“全毕”的有《衣锦还乡》（“关目全”），《东窗事犯》（“的本全”），《西蜀梦》、《气英布》、《汗衫记》、《七里滩》（“全”），《任风子》（“全毕”）。在剧目中标明“的本”的有《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等九种。尽管元刊本科白不全，根本称不上“足本”，但这种广告式的自我标榜，仍旧反映出确有“足本”、“的本”存在的事实。严敦易先生推测说：“所谓‘的本’、‘足本’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的确的、的真的、完足的本子，这似乎便反映出应尚有不的确的、不的真的、不完全的另一种本子之存在。”[10] 可以认为，这种“不的确的”、“不完全的”本子，便是“次本”。
当然，戏曲的“次本”与佛经佛画的“次本”并不完全相同。从杂剧本身的长度及演出的完整性考虑，戏曲的“次本”绝不会有佛经的删节幅度那样大，而且一定删中有改，甚至以改为主，说不定也还有所增益，使剧本有了一些新面貌。“次”本来就有编的意思。总之，“次本”其实可看作前一作品的改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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