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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瓶与旧酒：田野作业对搜集整理的告别
今天，当我们不断地借用“田野作业”这样一个专业术语来指称我们的调察工作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作业标准仍然是“搜集整理”的标准，我们只是用了一个新的酒瓶而已。近20年关于作业方法的讨论不少，但要么是形而上的笼统的关于“科学性”等目标的提倡，要么是具体细致的搜集经验的交流，至于如何通过具体以达到科学，显然是这类讨论的理论瓶颈。
那么田野作业到底应该怎么进行？
杰出的田野工作者E·E·Evans-Pritchard曾经向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类学家们分别请教过这一问题。Paul Raclin回答说：没有一个人非常清楚田野调查该怎么做。Weotermarck的忠告是：与提供情况者的交谈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即使你有充裕的时间，他却没有。Haddon说：这非常简单，只要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的举动都像绅士一样。Seligman则告诫说：每晚服十粒奎宁，不要接近妇女。Malinowski更直接，认为只要不是太傻就行。Pritchard得到的结论是，田野作业“没有明确的答案，更多的要依研究者本身的情况、所研究的社会和自己所创造的条件而定。”[66]
田野作业应该是一项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调研工作，是具有浓郁个性色彩的“软科学”。田野作业的调查对象同样是具有不同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活的群体，其文化、政治和信仰等状况总是依时依地而千差万别，这些情况都决定着田野调查的独特性，因而不能用一种公式化的程序对之实行调查，也“没有心理学的实验程序或者社会学所用的限制式或匿名式的问卷、访问、抽样方法。”而是要求调查者“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67]。所以，田野调查很难有固定划一的形式，而且，成功的人类学调查多数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开展工作的。
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个人相对比较容易融入到被调查者的群体之中，方便于感情上的联络，更可能得到真实的信息。以杨成志为例，初进凉山的时候，他带了一匹骡子、一只狗，还有一匹小马是专门驮礼物的，他准备了一批布匹、白糖、针线之类，送给各寨的酋长，以联络感情。他还冒充自己是云南省主席龙云军长（彝族人）的亲戚，以使自己在土著亲缘关系网上能有一个确切的位置，方便与彝人的自由交往。结果，亲戚和礼物的作用，使他受到了彝人热烈的欢迎，酋长罗嘎嘎甚至带了七八个人拿了枪来接他。他自备的药品在凉山也派上了用场，为一个女奴隶主医好了脚病，于是，他不仅得到了一条大狗，还得到了许多调查的便利。[68]
许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建立一套纲目式的调查方案，以及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搜集整理标准，以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带着这些条条框框，“科学”地进入田野，这一理想导致了大批民间文学工作者卷入了关于搜集整理标准和田野作业方法问题的讨论。
认真想一想，对每一个具体参与讨论的个体来说，由他发出的“标准”和“方案”是为谁而作？仅是为了自己吗？显然不是。任何形式的标准和方案都是一种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制定总是为规范所有游戏参与者的行为所服务，所以说，归根结底，对搜集整理的标准和普适性的田野作业方法的寻求，是资料搜求者普查情结的隐性表现。[69]
虽说搜集整理常常表现为一种集体行为，田野作业更多地表现为具有高度独立性的个体行为，但也不是说个体行为就必然能摆脱这种普查情结。山曼在他的《流动的传统·前言》中说到自己的考察方式：“一个人背了行囊，到一个县（区），翻阅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的文字，就地求教，作一番思考，选两三个点，坐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遇到了好的采访对象就多住些时，或者不宜展开采访，赶紧奔赴下一个目标。如此到过了黄河下游干流两岸所有的县（区、市），徒步走过上万里的路，采访过的人在数千之多。”即便如此，山曼还是认为“这样的方法不免有许多局限，所得到的材料常常带有偶然性。”[70]当我们在赞赏这种调查精神的时候，也不得不指出其文字中流露的普查情结。
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只要能找出合适的方法，我们定能求得“客观”、“科学”的调查结果，“但是，从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种所谓‘客观性’，在西方社会人类学家那里，开始受到怀疑和批判，并最终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即纯粹客观的调查是不存在的”。[71]
高斯坦（George S.Goldstein）强调，“若研究者在收集资料初期未能小心谨慎地提出问题，则这种收集工作无疑是随便、散漫、敷衍与浪费的。即使没有这类弊端，不管一位民俗资料收集者花费在田野工作上的时间是多长，仍被视为并不足够。” [72]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大千世界无限丰富多样，在田野中可搜集的资料几乎可说是无限的，且不说一个地区的民俗资料永远无法一网打尽，流动的民俗永远无法被固定在一纸文本上，即使只是面对一个调查对象，我们也无法保证一年半载就能够确实可靠地了解他。所以库恩（Kuhn）说，“科学并不进行所有可能的实验操作，它只选择那些当范式与直接经验相参照时，显出比较相关的实验来进行。其结果，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就进行不同的具体实验操作。”[73]
如果不以特定的理论需要来圈定田野作业的范围，如果不是带着特定的问题去寻求解决，想当然地以为“采用整体的、综合的调查方式就必然会产生出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方法”，[74]理想化地期望所谓的科学、全面、客观、真实……诸如此类的要求就永远只会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能看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都在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75]任何“科学”只是在特定问题与特定理论之下的判断，世上没有绝对的科学，也没有绝对的全面。同样，就某一课题来说，资料的充足与否，只与问题产生之后所拟用的理论和方法相关，而不存在于问题产生之前。不在具体理论要求上的具体资料，永远无法达到抽象意义上的“科学”标准。这就是我们一再要求科学而一再无法达到科学的主要症结。
而我们已经习惯了说一种永远不会有错，但永远也不会有用的话。我们一再强调说，记录文本时要全面、科学、客观，要记录讲述者的种种背景、形态、语态，故事的背景、听众的反应等等，听起来很有道理（也肯定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讲述者或听众是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文化程度在我们的研究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了这许多的资料后，有谁用过这些资料吗？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认识吗？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去用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我们没有提出过问题，没有理论上的需求，只有想当然的形而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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