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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魁立在对情节基干的分析中发现，“在这个基干上，还可能‘生长出’其他一些母题链。这些母题链的含义同基干中的某一个阶段处在同一个高度上，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们是替代情节基干的这一或那一情节步骤的。由于这一类的母题链是和情节基干中的某一个步骤等价的，所以它没有结束或发展情节的功能，我称这一类性质的母题链为‘消极母题链’。”[22]
所谓消极母题链，其实是一些替代性的母题。比如说，如果在某一段情节中，某一部分母题的顺序是“A－B－C”，而某个异文中的母题顺序是“A－Xn－C”，那么，我们就把“Xn”叫做消极母题链，它在故事中的作用可能是单纯的替代，也可能是大大地丰富、发展了母题“B”。
6．相对于消极母题链，刘魁立把那些可能积极推进故事情节进一步发展的母题链命名为“积极母题链”。积极母题链是指那些嫁接在情节基干末梢或大的情节支干上的新母题链，它们生长出去之后，一般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情节上。故事从这里伸展出去之后，可能就此结尾，也可能进一步嫁接新的母题，获得新的发展或新的结尾，从而构成新的异文。
事实上，按照刘魁立的定义，每一个新嫁接的母题链，只要它不是替代性母题，都可以叫做积极母题链。积极母题链总是从树枝顶芽处伸展出去，它可以拥有很强的嫁接能力。理论上说，在它之后，还可不断再嫁接新的积极母题链，甚至可以整个地把别的故事类型也嫁接过来。
7．通过对生命树的每一枝末端母题的考察，刘魁立发现“狗耕田”故事的全部文本无一例外地都以哥哥的被惩而告终。因此他认为，“如果从深层结构的角度看，情节的核心在于二元对立。”[23]每一次“哥哥剥夺弟弟财产——弟弟反而获利——哥哥被惩”应该视为一次循环。多次循环的结果，是以哥哥彻底失败而告终。
故事的结束状态，是对二元对立双方初始状态的彻底颠覆，作为正反角色类型的对立双方均回到了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状态。
上述理论问题，如果一味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它只有在共时的考察中，更进一步说，只有在对“生命树”模型的考察中，才可能为我们所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细化故事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来自于统计分析和直观归纳的、合乎逻辑、值得信赖的理论工具。刘魁立对此也颇有自信，他说：
这种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故事形态的组织结构，对于理解故事情节的内部机制和演进过程，或者更扩大地说，对于理解民间故事变异性的特点和机制，会提供有益的视角和思路。[24]
刘魁立的“生命树”并不是对一种“现实存在”的客观“描述”，而是借助于他自己的学理眼光精心构建起来的一种虚拟模型，“它是在科学研究中对诸多现实文本进行概括和归纳的结果，它的现实性体现在一个个具体文本中。”[25]
经过抽象之后的模型，是一定数量的原始文本的综合，其内在的结构与逻辑已经不再依赖于这些原始文本。生命树模型虽然是建立在33个“狗耕田”文本之上，但它的最终结果却完全脱离了具体的故事内容。该模型是否有效只依赖于文本的“量”是否充足。在量的最低要求得到满足之后，量的进一步增加与否，并不直接影响模型的结构关系，因为共时研究主要是基于逻辑结构而不是过程描述。
当索绪尔反复提倡共时研究的时候，他并没有排斥历时研究的存在意义，他认为认识事物必须从两方面着手，“共时真理和历时真理都同样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26]一个真理并不排斥另一个真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是学术史上一对充满辩证意味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两者无法共存于一种研究范式之中，另一方面，正是前一种范式的困境和危机，才能刺激和促成后一种范式的兴起和发展。两者之间的继承、竞争与否定的关系，刺激着每一种方法的每一次轮回，都是“带着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回来的”[27]。中国现代故事学在“历史演进法”和“人类学派”范式上的充分发达，产生了许多经典的成果，比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钟敬文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刘守华的系列类型故事研究等等。但是，再成功的范式经过简单重复的一再操作，也会逐渐显现出一些难以突破的瓶颈，这个时候，回过头来转向共时的故事形态研究，无疑是一条可以选择的突围之路。即使我们愿意将故事的文化与历史研究当作终极目标，我们也必须把工作建立在共时研究所生产的理论基础以及它所遭遇的范式危机之上，才能进入新方法与新理论的再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魁立的研究工作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我们现阶段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它将是中国故事学发展史上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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