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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指责《生命树》一文未能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恰恰是因为他们基于历时研究或文化研究的既有范式，不理解刘乃“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更无法理解刘魁立共时研究的科学意义。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正是无法相容的两种研究方法，坚持共时性，恰恰必须排斥历时研究和文化研究。刘魁立对此作了另一种表述：“面对分类这一课题，假如没有这种简单化和标准单一化，也就无法进行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17]
其次，刘魁立为该项课题的研究制定了严格的游戏规则，在具体操作上提供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文本。
“狗耕田”这一类型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一样呈现着仪态万千的异文。刘魁立从浙江寻检到33则异文。为了方便比较研究，他做了如下步骤的工作：
1． 把每一则异文按母题进行切分。
2． 每一个母题，他都用一节线段来表示。这样，每一则故事，都可以描画成一条由若干线段串联而成的线段连线。
3． 把一条这样的线段连线竖起来，就变得象一根“竹竿”——由许多线段（母题）前后衔接而成的、单线的竹型线段连线。
4． 把所有的“竹竿”立起来摆在一起，然后，“合并同类项”——把相同的母题合并在同一根线段中。
5． “于是，一幅奇异而有趣的图画就展现在眼前！原来一条条像竹竿或电线竿似的线条，如今则变成生长着许多枝桠的丰茂的树。”[18]
这就是被刘魁立称作“民间叙事生命树”的生命树原型。“树干上有树芽，树芽长成枝，枝上再生枝，于是我们就有了一棵鲜活茂盛的树。”[19]按照刘魁立的设想，每种类型的故事都可以以一棵生命树的形式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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