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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成功地利用共时研究法，从形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特定故事类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由此生产了一系列的结构概念和理论命题。本文在追溯形态学方法和共时研究范式的博物学源头的同时，总结了《生命树》一文的理论生产与方法论意义，试图借助索绪尔的思想以及刘魁立的实践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民间文学界，历时研究不是我们惟一可以选择的范式。共时研究范式的兴起，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我们现阶段研究工作所必须的，是学术史上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
关键词：故事学 形态学 共时研究 历时研究 刘魁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在中国民间文学界，传统的故事研究主要是历时研究。1920年代，顾颉刚将“历史演进法”引入故事研究，是为中国现代故事学之滥觞。稍后，以周作人、钟敬文、赵景深等人为代表的“人类学派”故事学开始盛行。英国的人类学派故事理论大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30－1940年代对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以降，中国民间文学界的故事研究或为源流考镜，或为文化分析，均于历时研究方向着力[1]。
1980年代，因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在中国故事学界得到传播，许多故事学者才在“历时的”（diachronous）研究范式之外，洞开了一片“共时的”（synchronous）学术视野。
可惜的是，努力于纯粹的故事本体的共时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刘魁立可谓其中凤毛麟角。
2001年，刘魁立在“中日民间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上发表《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2]。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在部分中青年学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共鸣，但在传统故事学界并未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甚至遭到诘难。
一．形态学与共时研究
要充分理解刘魁立的故事形态研究以及共时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我们还得先简单追溯一下博物学与分类学的历史。
分类学与形态研究有很深的渊源。科学哲学家几乎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分类具有双重作用，一种是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认识作用，另一种是实际的作用。早期学者所强调的实际作用是把分类当作检索方式，现代则更加强调把分类看作是信息贮存和信息检索系统。分类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分类单位、建立等级结构，以便做出最大数量的理论概括。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兼有以上各种目的。
形态学最初是为了生物分类而展开的动植物机体结构形态的研究，其原意是scientific study of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animals and plants(动植物形态和结构的科学研究)。在生物学发生的早期，由于新的动植物以及大量生物的新的内部结构的不断发现，使生物界的无限多样性不断增长。然而博物学家也隐约地觉察到，在大量动植物变化多端的表面之下，具有一些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许多博物学家都在试图找出这些模式，并以之为生命世界建立秩序。
诗人歌德为了寻求生物体中的潜在本质，试图以植物形态的区别建立一种分类体系。“歌德对他的研究工作非常认真并于1807年创用了形态学这个词。”[3]
形态学在居维叶[4]时代盛极一时。对居维叶来说，形态描述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为普遍性规律的呈现提供原始资料。居维叶还意识到只有通过研究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才能真正了解结构，他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器官互相关联规律：“身体的每个器官在功能上是和其它的每个器官互相关联着的，生物有机体的和谐协调与运转正常是由于各个器官合作的结果。正是由于功能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彼此互相提供的支援才能确立这种决定器官之间关系的规律。这些规律具有和形而上学规律、数学定律一样的必然性。”[5]根据这一规律，居维叶认为，只要得到化石的一部分，就能够重建完整的生物原貌。
居维叶的形态学研究及其功能分析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对语言研究的深入，一些语言学家最早引入形态学的概念和方法，用以研究词的内部规则及构词法则；马林诺夫斯基则据此而缔造了功能主义人类学；普罗普直接将形态学方法及功能的研究引入故事学，甚至不加修饰地套用了“形态学”、“功能”等一系列概念进行神奇故事的研究，开辟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纪元，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20世纪初，欧洲语言学界出现了一个天才的思想家索绪尔。其语言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居维叶功能研究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他没有直接使用“功能”一词，而是借用了经济学上的“价值”概念来说明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索绪尔认为，价值是由语言单位之间相互制约、相互限制的关系所规定的，“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6]，要正确认识一个语言单位，必须借助于与它相关的其它语言单位的协调与制约。
 但是，索绪尔的思想并未止步于此，他在这些语言形态的研究工作中，天才地发展出一套人文社会科学共时研究的一般法则。索绪尔把所有科学研究的对象都区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共时态，一种是历时态。他把这两种状态分别以两条互相垂直的轴线AB和CD来表示。
AB表示共时轴线，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CD表示连续轴线，在这条轴线上，呈现着事物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各种演变，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他由此而区分出两种语言学：在AB轴线上展开的研究叫做“共时语言学”、在CD轴线上展开的研究叫做“历时语言学”。他把有关语言的静态方面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称为共时态，把在时间轴线上发生的一切演化都称为历时态。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证明AB与CD互相垂直，它们互不相容、彼此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历时研究本身有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障碍：
1．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如果他置身于语言演变的历时过程，那么，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系列改变语言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是片断的、极不完备的，就像人们所说的新闻事件一样，充满了偶然性和随机性，它并不属于语言本身。历时研究只是挖掘了一些可以被抓住的偶然事件，本身没有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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