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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口述史学开始和国际口述历史学界接轨，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口述史的叙录和研究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历史观，把眼睛向上变为眼睛向下。大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纷纷组织了不同类型的口述史叙录和研究。例如，随便上网查一下，就可知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已经设置了题为《口述史学研究》的课程、“口述史研究”项目和口述史讲座，建立了社会生活口述史研究中心、“20世纪妇女口述史”档案室等机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近期也将启动四个口述史研究课题。
口述实录文体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靡美国，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生平调查》、《美国梦》和《纳粹子女访谈录》等。在美国纽约，还成立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由于这些覆盖面很广、进入层面很深的调查（有人称之为“内心标本”）具有特殊的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的意义，中国一些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立刻敏感地介入了口述史领域，把录音机放到过去与“史”无缘的下层平民群众口述者面前，叙录有关他们的历史和故事。其中，较突出的有作家张辛欣的“走访实录”、冯骥才的“采访文革一百个人”、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安顿的《绝对隐私》、刘晓盟的知青口述史、北京大学的女性口述史系列丛书及李小江的妇女口述史研究，台湾有关民间工艺、香港有关传统戏剧的口述史等。我国一些拍摄了具有人类学社会学意味纪录片的独立制片人，在用摄像机书写平民口述史的同时，也用笔和印刷媒介进行实录。纪录片《江湖》的作者吴文光在收起摄像机的暗夜，和被拍摄对象一起聊天讲故事，《江湖报告——一个以大棚为个案而展开的田野调查》的内容就是他通过录音机记录的流浪艺人口述史。在台湾，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最近几年逐渐转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社区史、学校发展史和儿童妇女史等方面。
不仅是那些不掌握书写印刷“话语权”的下层平民，即使是那些有书写印刷能力的学者科学家，他们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治学过程、独特见解或某些无法启齿、不曾说出的思想，并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书写者的口述史也十分重要。如钟少华的科学家科技口述史、陈徒手关于文艺界名人访谈的《人有病，天知否》、傅光明有关萧乾和“老舍之死”目击者、见证人的采访，郑实关于浩然口述的记录，等等。另外，口述史学还可应用于自然灾害史、人为浩劫史、社区史、家族史、人口史、妇女史、儿童史、体育史、人物传记或“正史”不敢正视、不能涉足或不可告人的方面。
当然，历史的当事人和“过来人"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最佳诠释者，这个问题在网上已有精彩的讨论。口述史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研究员追问：口述史是否真诚地、毫无保留地讲述历史？他们所口述的就是“绝对历史”吗？他们有没有出现事过境迁的记忆模糊？有没有凄风苦雨之后的自我升华？甚至有没有狡黠的睚眦必报？陈述者有说出“真实"历史的权利，也有制造历史“真空”的可能。历史的“真空”有时就是在“善意”和“敬意”之中保留了下来。而且，历史甚至有时模糊到经不起追问，历史在哲学意义上的深邃也脆弱得一捅就破。这是人性的无奈，还是历史的无奈？作家王蒙一语道破：“不往善里写你往恶里写一下试试，光吃官司的危险也足以令作者吓退的。”口述史和书面史一样，同样存在“信”与否的问题，甚至涉及有关隐私与窥探、救世主心态和侵略性采访等道德问题。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叙录者无论口述还是书写，叙录的无论是帝王还是平民，只要是具体的人叙录的，就会有叙录者不同的选择、增删、解读（包括误读）和诠释。当局者迷，旁观者未必清。无论身处局内还是局外，人们永远只能看到局部的真相，看到历史的碎片。所以，苛求绝对历史的“信史”崇拜，就和追求绝对真理一样，是硬要和自己及他人过不去了。起码的共识可以是：人们的记忆虽不一定准确，但和所有的人文遗产一样，自有它存在的价值。
电子媒介时代的口传文化
自从发明了电话，人类便迅速适应了非面对面口头对话的信息传播方式。人们很快明白，亲口诉说和听到口语的感觉，是书面交流所无法代替的。口耳相传的古老方式通过现代科技再度流行。电子媒介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和印刷文化阶段一样，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迅速移动的媒介（电子数字化传播）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它们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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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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