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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朋友知道，我曾在一些场合中提到，这几年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反思反思”自己六十多年来的学术道路，对自己耗费过的笔墨“结结帐”。
“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这个主题隐含一种程序，即把我们这些从事人与社会研究的人所得出的结论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取得具体效果的过程。然而，对我这样一个已经在六十多年的时间中行走过来的老人来说，它却使我想到更加复杂的问题。稍有知情的人都了解，我曾经在国际上获得过“应用人类学马林诺斯基奖”。我获得这个奖，自然是因为我在一生中写出不少文章，其中有许多早已被称为“应用研究”了，而我也曾指出自己的研究是为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想起来大家也必定知道，对于我的研究及其“应用价值”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六十年来海内外一直存在不同的评论。
去年九月在吴江与朋友们聚会时，一位来自英伦的友人提起我的同窗英国的艾德蒙·里奇(Edmund Leach)教授在人类学的价值问题上与我形成的差异。我与里奇可以说是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门下的同门弟子，里奇坚持认为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而我则觉得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里奇已先我而去世，我与他无法进行面对面的论辩，只能在他“缺席”的条件下“自言自语”了。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九九三)这一讲演稿中，我不仅向里奇对中国人类学者的评论作出理论上的回应，而且还承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对我的“应用研究”的影响，承认了儒家“学以致用”价值观，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经世之学”对我的潜移默化。不过，我能相信，里奇在世时一定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全是学术传统之间的民族差异，而可能也是对社会科学体系的不同理解，甚至推得更远一点，可能是对社会科学价值观当中论点的不同看法。
韦伯曾经用“value－free sociology”来形容社会科学，也用“vocation”一词来形容学者的追求与学术的定位。所谓“value－free socionlogy”就是要求社会学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不要带着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来观察社会事实，干预社会的客观存在，如果一定要翻译出来的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与价值判定无涉的社会学”。“vocation”一词，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对应的中文词汇，实际上它既指一种才能又指一种具有感召力、超离社会实际的智慧，也许相当于中文中的“天职”一词。里奇的说法，大致说来是社会科学老祖宗之一韦伯的理论在人类学里的延伸。我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单独、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里奇怀疑我的学术实践的价值观，我则常想“value－free xociology”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
问题何在？在这里我不想再继续重复学术传统差异的溯源工作，倒是想提提学者的平常事。就我个人而言，在写文章和拿出去发表时，过去我并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会对别人发生一定作用的，所发生的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过去一直不感觉到是我的问题。今年年初在北京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想起了，童年时我看到过我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我们说要“敬惜字纸”。我长大了一些，还笑老祖母真是个老迷信。现在我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我一旦理解了祖母的行为和教训，我心头相当沉重，因为我一生对字纸太不敬惜了，想写就写，还要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甚至还编成了书，毫不经意地在国内外社会上流行。如果我确实发表了一些有害于人的文章，不能不说是遗害了人。因此近来常想到祖母的遗教，觉得应当自己回头看看我过去的文章和著作。当然不是像托尔斯泰那样想把自己一生的著作付之一炬。已经行世的著作，火是烧不尽的。同时也明白我写了这么多字纸，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反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是非祸福自有历史公断，不必由我去审定，要我审定我也无此能力。
我不知道里奇在老年时是否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他能够意识到我的老祖母的“敬惜字纸”的意义，也能够理解到不存在不产生社会影响的学术作品，影响只有好坏大小以及社会空间范围之别，因而谈“value－free sociology”我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走过六十年的学术道路，我回过头来反思一番，深感不妨多耗费些字纸进行一些自我批评。我原来只是埋头走我的路，到了近些年来才回过头来问一问、想一想有关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我不久以前想到了一个词汇叫做“文化自觉”。今天，我愿意把这个类似于号召的词汇予以一个学术性的说明，我认为这四个字可以代表我对人文价值的再思考。
回顾我一生的学术生命，从一九三六年的江村调查算起，到去年已有六十年，老话说是一个花甲了。现在让我从《江村经济》说起吧。我曾经一再声明，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马林诺斯基老师在序言里对它的评语，说这本书可以说是社会人类学里的里程碑。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以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当时我还是个初入门的年轻小伙子，既没有这眼光，也没有这雄心，甚至我在江村调查时并没有想到会写成一本书。我是在我姊姊的好意安排下到江村去养伤的。从插在这本书里的相片上还可以看出我当时扶着手杖，病容满面，未老先衰的样子。我是凭着从当时留我寄宿的农民合作丝厂给我深刻的印象和启发中，想为这“工业下乡”的苗子留下一点记录，开始作江村调查的。
这棵无心插下的树苗，得到了泥土和雨水的滋养居然成活和长大了。论文写成，又印成了书出版，马林诺斯基老师还为它写了序。序里写些什么，我只是在伦敦回国前从出版这书的书局送来该书的校样上粗粗地看了一遍，说实话印象并不深。当时占着我心头的是国内抗日战争。我记得船过印度停泊时才知道汉口和广州已经沦陷，当时我和同伴们忙着办越南起岸和过境的签证手续。我和《江村经济》英文本初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八年清华胜因院的书房里，离开这书问世已有十年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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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7年第9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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