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空间社会学的独特视角，详细阐述了西塔变迁的四个阶段：宗教性的空间延寿寺、村落化的空间西塔村、民族化空间朝鲜人聚居区、符号化的空间“朝鲜族文化特色一条街”。在每一阶段中，行动者都赋予了西塔空间不同的意义与品质，这些不同的空间意义与品质构成了西塔独特的变迁史。正是这些行动者--民族共同体、地方民众、国家以及国家的在场——共同塑造了今日的西塔。在这个意义上，西塔是行动者的空间。
关键词：西塔；朝鲜族社区；行动者；空间社会学
西塔坐落于沈阳市和平区西北部，因清朝的一座喇嘛教寺庙“延寿寺”而得名。如今，西塔已成为国内第二大朝鲜族聚居区，它还带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西塔这样一个民族区域经济增长的故事，不管是对自上而下国家政策的强调[1]，还是对自下而上民间组织的凸显[2]，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放到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中去解释和说明[3]。而作为空间的西塔，其变迁却一直很少受到学术上的关注，而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恰好能够将其重新置于学术的关注之下。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较早地认识到了空间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即排他性、分割性、对社会关系的固定效应、空间接触对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改变、行动者空间流动与社会分化的相关”[4]，其中空间对既有社会关系的固定作用以及行动者的社会分化，对于重新认识西塔所经历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信息社会三部曲的作者卡斯特进一步指出“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的动态所塑造的”[5]。空间即社会的命题，将空间放到超越空间的宏观社会背景之下去考察，从而让空间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更为生动、丰富的内涵。目前的空间研究已经发生了转变，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6]47-48。空间的生产这一概念为我们重新理解西塔如何成就为今天的西塔，提供一种不同以往的新思路，换言之，西塔的内涵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政府治理或者作为行动者的民众所形塑，就成为本项研究所关注一个主要问题。“既然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产生。”[6]47借鉴这一观点，西塔的变迁就不仅仅是随着时间推移物理空间向外扩散过程，它同时还是一个“新”空间不断生产的过程，亦即行动者不断为空间注入不同意义的过程。这些意义注入过程促进了空间内部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合作与信任，并将其作为制度凝固下来，从而将西塔作为一个整体重新组织出来。
一、皇太极赦令建延寿寺—宗教性的空间
公元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赦令在距盛京中心庙东、南、西、北五里处各建塔寺。建在盛京庙西的“护国延寿寺”，取“祈祝圣寿、虔求国泰民安”[7]的含义，作为其基座的白色藏式塔—白塔—就成为延寿寺的标志性建筑物，民众通常用白塔来指称延寿寺及其周围的区域。
延寿寺“祈祝圣寿、虔求国泰民安”的政治统治寓意，为以白塔为标志的物理空间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延寿寺建成后，便有藏族喇嘛居住寺内，为百姓祈福延寿，附近百姓每逢初一都会来此上香祈拜。在这个意义上，延寿寺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的神圣空间，喇嘛与香客之间的宗教互动实践就发生于这一寺庙的空间中。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那样，“空间并非是不确定和不清楚的介质，它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8]按照当时社会标准进行划分，延寿寺是一个具有宗教功能性质的场所。民众将“白塔”视为延寿寺的象征物，白塔便具有了宗教的空间品质，具有不同于日常的神圣性。这种空间品质将它与周围区域分割开来，在物理空间中同时也在民众的意识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边界。
白塔坐落于城市西部，因其地理方位得名西塔。随着人口迁移、土地开垦，空间也得以不断拓展，但民众仍然沿用惯例，将“藏式塔”视为这个空间的象征物，换言之，民众仍然用西塔的名称概括这片区域。即便在白塔历经战乱残破不堪，以致文化大革命时期其物理建筑被拆除的时期里，西塔的名称仍然用来指称这一空间。对庙宇神灵的禁忌以及神圣空间不宜居住的民间信仰，让拆除后的白塔所在位置一直荒芜，在此之上并没有矗立其他任何形式的建筑替代物。在此意义上，白塔并没有随着物理空间的消失而消失，它依然存在于民众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空间中。这种精神空间的实践力量，是20世纪90年代末延寿寺得以重建的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重建后的延寿寺被列入“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7]，提醒人们注意西塔宗教空间品质的历史连续性。
二、难民开垦土地——村落化的空间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生存成为西塔民众面临的首要问题。西塔空间的宗教品质逐渐弱化，提供食物满足生存需要的生活区品质逐渐强化。据地方志记载，1883年汉族人刘玉朋逃荒至西塔，建造房屋，开垦土地，种植粮食[9]10。后来，又有两名族人投奔而来。刘姓族人共同构成为西塔空间早期村落化的行动主体，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更新了西塔原初的宗教性。于是，发生在西塔空间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喇嘛与香客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有家族之间的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
为避战乱，陆续有人口来西塔定居，与刘姓族人一同添加到西塔的行动主体中。他们共同进行农业生产，交流生产经验，西塔土地的使用率日益提高。在土地耕种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确立，使得业缘和地缘关系得到强化，行动主体之间的交往空间也进一步扩大，西塔逐渐从延寿寺邻近区域拓展成为拥有几十户汉族家庭的村落，形成了村落化的空间。
当生活由临时的战乱转为稳定的日常以后，西塔村村民的耕地扩展至村落边界以外。村落边界内外民众之间进行生产经验与生活经验的交流，让行动者的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进一步扩大。村落化的西塔让民众与空间以及民众之间形成一种持续的亲密关系，凭借这种亲密关系民众得以了解自我以及自然[10]。当空间以村落化的意义存在时，西塔不仅生产了地方性知识，它还提供给民众一种归属感。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