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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故事学30年点将录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1-02 | 点击数:29013
 
三、刘魁立传
另一个领袖人物刘魁立的故事研究是以其思辨和严谨而著称的。刘魁立的学术论著并不多,但是,几乎每篇论文都有其独到的思想和严格的方法,《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更是将中国当代故事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奠定了他在中国故事学界的崇高地位。
刘魁立,1934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昂昂溪,1961年从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回国后任教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担任过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刘魁立在学术研究中的严谨与琐碎,与他在莫斯科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密切相关。1957年,刘魁立从莫斯科大学寄回的论文《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参照前苏联的研究经验,批评了搜集工作中那些“似乎只有反对地主、反对皇帝、反对迷信、贫富斗争一类的作品才配记录,其它作品则尽被抛弃”[14]的做法。这篇文章在国内民间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紧接着,有人给他贴上了“学院式”的标签[15],有人抬出《讲话》的精神来反击他。这一事件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回国后的很长时间,刘魁立不敢提及那些国内学者不能理解或不愿接受的西方理论和方法。
重拾信心的转机大约出现在1981年底。日本学者来华交流的时候,向中国学者问及AT分类法在中国的应用情况,当时与会的多数中国学者从未听说过AT分类这一新鲜概念,钟敬文先生及时给了刘魁立一个在日本友人面前展示才学的机会,并要求他认真地把这一理论成果介绍给广大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这就是《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16]一文的出台经过。
一直到1990年代中,刘魁立在故事学方面的成绩大都局限于对欧洲民间文学理论的介绍,他先后撰写了《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神奇故事浅议》《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历史比较研究法和历史类型学研究》等。
刘魁立对具体故事的个案研究不多,《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写于1997年,作者利用形态学方法把蛇郎故事划分为五个组成部分,逐一对五个部分的形态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既没有就此展开历史溯源,也没有展开文化阐释。这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实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楚文章到底想说明什么。公开发表于2001年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更是借助“狗耕田”故事,将形态分析方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极致,这篇文章遭到了民俗学界许多知名学者的批评,却在部分中青年学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共鸣。[17]
刘魁立写作此文的最初目的,是出于对民间故事类型学分类标准的学理探讨。他在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过程中,意识到传统的AT分类法作为一种经验分类,已经远远无法囊括中国现有的民间故事类型,也不能有效地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科学分析。刘魁立试图在共时的平面上建立一个纯形态学的逻辑分类标准,于是,他选择了通过个案分析,来解剖故事类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且通过对这种结构及其关系的分析,来阐明其形态学的分类思想。
但是,刘魁立这一工作的最终成果所显示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大大超越了类型学本身。借助于故事的形态分析,刘魁立提出了故事的“母题链”“情节基干”“中心母题”“积极母题链”“消极母题链”等一系列理论命题,生产了许多故事学新概念,这在故事理论研究上,无疑是一次大的突破。
刘魁立用“可信性”这一尺度严格地划分了传说和故事两个概念。他认为传说是极力要让人相信的神奇叙事,而故事则是纯粹虚构的、谁也不会相信的生活叙事。刘魁立严格地把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纯粹的故事,而不涉及传说。
刘魁立坚持认为,所有的关于故事的文化研究都不是对于故事本体的研究,所谓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根源,都是故事本体之外的问题,只有立足于故事形态分析的功能研究,才是纯粹的对故事本体的研究。按照刘魁立的这一标准,即使是普罗普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也都被排斥在他的“纯粹故事学”之外。
在使用共时研究法完成《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之后,刘魁立又尝试用历时研究的方法对“螺女型故事”展开研究,写成《论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着重探讨螺女故事内部机制的形成历程。刘魁立自己认为,即使是在这种历时的探讨中,他依然是借助了形态学的方法,只对螺女故事的两个早期类型进行客观描述,说明这两种类型的原本形态,何时合流,流变状态,并以图表的形式对故事的形态变化加以说明,拒绝讨论故事的文化意义,拒绝过度阐释。
刘魁立非常强调故事研究的“科学性”,强调操作结果的稳定性,尤其反对对故事情节进行象征的、精神的、寓意的分析,他认为这些分析都是从学者脑袋里生出来的,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方法面对同一个对象,可以操作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类结果丝毫不具有稳定性,因而是不科学的。
刘魁立的“纯粹故事学”显然不大符合中国人文学者的思维习惯,颇似玄奘大师所开创的“唯识宗”。唯识之学,义理繁琐,入门不易,操作更难,因其曲高和寡,难免应者寥寥。相对而言,刘守华的“故事文化学”就更像六祖慧能的“南宗禅法”,一朝顿悟,即可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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