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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间说唱与戏曲研究
对民间说唱与戏曲的研究，可说古今各半。古的一方面，主要是从文献中考镜源流，今的一方面，主要是田野调查与分析。
车锡伦几十年如一日地浸淫于宝卷的研究，著述宏富，其《明代的佛教宝卷》[283]主要介绍了佛教宝卷在有明一代的传承与发展。作者利用各种文献记载，对明代流传和产生的佛教宝卷做了钩沉辑佚，然后分门别类地介绍了留有传本的宝卷。由于这些宝卷都是明代中后期和清及近现代的传本，大都经过后人改编，其中有些是民间教派的改编本，所以还得对它们产生的时间和内容做一些考订、甄别的工作。关于明代佛教宝卷的演唱活动，也只能从其它文献中去寻找。这是一个长时间、大工作量的艰巨的课题。
2005年古代戏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传播流变、“戏曲民俗”、“戏曲中的民俗”。
民间说唱与戏曲传播、流变、关系方面的研究。聂付生《论晚明戏曲演出的传播体系》[284]指出，晚明的戏曲演出有一套完善的传播体系,即以文人为传播主导、家班为传播主体、民间演出团体为补充的演出机制,而这种演出机制含有明显的大众化传播因素,主流文化都通过这种机制传播到相对封闭的民间。同时,在传播过程中,演员与受者间容易形成互动,反过来也促进传播程度的深化,在众多传播媒体之中,演剧是最具传播效果的。刘怀荣在《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285]中认为，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罗斯宁《元杂剧在元代的口头传播》[286]，耿占军《汉唐长安乐舞百戏演出场地的选择及其启示》[287]，王泳舸《秧歌进入新疆考》[288]，王敏《豫东花鼓戏源流考》[289]，赵向欣《豫南花鼓灯历史流变初探》[290]，吕建福《俗讲:中国佛教的俗文学》[291]，叶明生《南戏与俗文学》[292]，熊晓辉、谭青《湘西阳戏民间文本的历史考察》[293]。
“戏曲民俗”：康保成《论宋元以前的船台演出》[294]讨论了宋元以前船上戏台及其演出状况,指出:宋元以后戏曲成熟期的船台演戏源于春秋末期,早期船台表演分宫廷和民间两种，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宫廷船台演出规模逐渐扩大,而民间船台演出则一直保持较小的规模。本文还讨论了船上演出百戏、傀儡戏的情况，认为上层社会的游船、戏剧观赏是与祓禊风俗相结合的，而民间演出又逐步被雅化、异化，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宋元戏剧成熟期的船台表演。丁淑梅《明清时期的优戏弄孔与正典禁戏》[295]着重介绍了优戏中弄孔侮圣戏的演出状况。优戏往往寓庄于谐，于娱乐游戏中广涉国政仪礼、民生之苦乃至禁毒禁烟、狎优恶俗等重大社会问题，因其牵动意识形态诸层面的敏感神经,屡为官方所挟制和禁绝。明清弄孔子优戏的禁与演,可谓戏剧文化与社会政治渗透消长的一种缩影,它以即时即事的形式,演绎了思想史上儒家思想民间接受的另一面,显示了官方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权力胁迫和禁治,反映出戏剧活动与时代政治、道德、文化之间对峙与渗透的关系。另外还有延保全《戏养神:金代北方民间的戏曲观——山西稷山金代段氏“戏养神”砖铭论 》[296]，陈四海《“梨园”考》[297]，欧阳江琳《略论明代南戏戏班》[298]等。
“戏曲中的民俗”：徐燕琳《<牡丹亭·冥判>和判官戏》[299]通过对判官来历、判官与钟馗关系的梳理，以及戏曲中跳(舞)判官(钟馗)情况的考察，认为判官在戏曲(包括傩戏)中出现,具有镇台驱邪、还愿、送福呈祥等作用，是民间戏曲中常见的表演程式。《牡丹亭·冥判》中的胡判官,兼具这些职能。另外还有吴晟《宋元戏曲中民俗事象摭要》[300]，蔡美云《<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意义》[301]。
民间戏曲的田野调查是近年来极为热门的一项学术活动，有关这方面的介绍性文字和调查报告很难统计，但多数只是就表演形态进行描述，同时涉及对于这些文艺形态的保护问题。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的并不多。
关于传承人和地方戏曲、说唱现实状况的调查。康保成、宋俊华、倪彩霞、郑守治《潮州影系的个案研究——关于陆丰皮影的田野考察》[302]，樊传庚、杜靖《平调丝弦大鼓及其传承艺人的调查》[303]，杨红《乡俗礼仪中的民间戏班研究——对两个民间戏班的田野调查》[304]，张绮《灵宝道情调查报告》[305]，钟鸣《民间戏剧、歌舞、影视表演的田野调查与分析》[306]，欧阳倡佩《彝族古戏“撮泰吉”》[307]，于皓《当代东北民间“跳大神”的田野调查及思考》[308]，何红艳《蒙古族说唱文学的存在方式》[309]，赵淑萍《哈密木卡姆的地方特色及其保存与传播》[310]，江海《侗族大歌》[311]，潘朝霖《古朴神奇的德江傩堂戏》[312]，常晓华《天然与雕琢——二人转文学传统与现状对比谈》[313]。
利用既有文学理论知识对说唱和戏曲文本进行纯文学分析的论文已经屈指可数。黄旭涛《民间小戏中的口头诗学——山西祁太秧歌的一种研究视角》[314]利用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理论对地方小戏——祁太秧歌中具有程式意义的“官乱弹”进行了分析，以期揭示祁太秧歌文本的基本构成规则，就程式性套语在民间艺人记忆与即兴演出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为理解民间戏曲的表演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它的纯文学类分析文章还有陈江风《刍议说唱唱词的艺术特征》[315]，海热提江·乌斯曼《纳克斯诗歌对十二木卡姆的描述论证》[316]等。
即使是文学类的刊物，当前也更多地关注于戏曲文学之外的“诗外功夫”。如邓杰《千姿百态的“扭”——谈东北民间舞、河北民间舞蹈的基本风格》[317]，刘洋、邓丽莉《试论中国民间舞技巧》[318]，袁淑珍《浅说民间舞对二人转的作用》[319]，徐建国《浅谈中国民间舞的现代走向》[320]，陈立明《门巴族民间戏剧考察——兼论藏戏与门巴戏的异与同》[321]，李固《谁还关注民间戏剧》[322]，康保成、梅东伟、李春久《流动的“民间戏剧”——康保成先生访谈录》[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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