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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史及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民间文学在中国，是20世纪早期启蒙运动中“到民间去”的产物，它的发展与20世纪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动密切相关。从发轫之初的众声喧哗，到1949年后的一枝独秀，到1980年代以来的起起落落，其发展历程跌宕起伏，而今，危机与机遇并存，欲自明方向，对学科自身发展的正本清源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1]便在此处着力。
作者首先澄清了“民间文学”和“俗文学”两个概念的流变与分野，分析和清理了所谓两大特性“集体性”和“口头性”的意义生成和转换的多种可能性，并指出此中隐藏着对民间文学的价值判断：新文化运动以来，民间文学一度被用以作为正统文学的对立面，被树立为一个纯洁高尚的文学形态。作者对其现实目的性和学术理路上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关于俗文学，作者指出了概念产生之初就存在的定义上的模糊不清和自乱阵脚，以及学科的逐渐失落。而从1949年到19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分别经历了从盛极一时到横遭摒弃到重新面世的不同命运，但自学科产生之初就伴随的上述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作者在申明选择“民间文学”作为统摄性概念的时候，也提出“集体性”和“口头性”还有进一步阐发的空间。作者提出“非作家文学”作为民间文学“集体性”下属的一个次级特性，和“现场表演”作为在审美机制上对“口头性”的补充。
作者的着力点不在于对学术史的脉络做贯通的交代，而是将主脑立于对研究实绩的学理分剖。作者选择了在民间文学建设方面有重要建树的8位著名学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顾颉刚、朱自清、郑振铎、闻一多、钟敬文），对他们的研究实绩分别进行分析和评述，在肯定其学术典范意义的同时，结合各位学者的学术个性和时代背景探讨其学术理路之所来由，并指出其局限，一方面在学术史背景下表现了对这些学者学术道路选择的理解，一方面也不为前辈学者文过饰非，表现出批判反思的精神和强烈的现实感。
刘锡诚因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曾组织一批学者（陈泳超、王孝廉、车锡伦、刘守华、钟宗宪、高有鹏、李稚田、陶阳、潜明兹）开展了一次题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2]的笔谈。刘锡诚认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起于“平民意识”的觉醒。百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史，并不是按照一种预设的学术思想发展下来的，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势和学术氛围下，先后或同时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思潮、流派和人物。这些不同的流派（北大歌谣研究会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延安学派和民俗学派）在理论、观念、方法上，形成多元格局。这种多元格局既促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发展，又显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跨学科性和不成熟性。陈泳超认为，民间文学研究在1949年之前不能说是成功的，一是研究资料的严重缺乏，二是没有可资引援的学术传统，三是没有西方学术可以借鉴，而它所引入的民俗学理论终于未能为它提供强有力的资源，因此也就始终没能进入正规的学术与教育体制之中，严重影响了这一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民间文学的这种宿命，要到延安政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才出现根本的改观。王孝廉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兴起的原因和背景归结有五：一是现实和传统刺激了知识分子对于古史观念的再思考和再批判。二是受疑经学风的影响，产生了“古史辨”学派和以后的神话传说研究。三是受西方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输入的影响。四是出土文献为神话记载提供了物证。五是需要对“古史辨”所破坏的古史进行神话传说的还原。车锡伦在梳理民间文学、俗文学、民俗学等概念的历史形成之后指出，学科与学派的差别，其实只是历史的产物，新世纪的学者应当排除一些固有的成见和偏见，立足于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实际，综合上个世纪各方面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体系（学科）。刘守华认为，长期以来，虽然我们称民间文学事业兼有“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目的，但实际重点偏在“文艺的”这一面，学术根底一直不足。从1940年代起，民间文艺实际上是作为屡遭劫难的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走过来的，这是它的“中国特色”，成就与不足均包含其中。民间文艺学难以发展成一门具有较大影响的独立学科，同上述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钟宗宪认为，现阶段的民间文学研究经常被误置于民俗学之中，许多人只是将民间文学视为民间风俗的载体或遗留物，往往忽略了文学学术本质上的看家本领：创作理论、文学形式、内容诠释以及传播方式的研究。尽管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研究材料与研究背景上有所重迭，但两者并不适宜完全等量齐观。换言之，民间文学是界于民俗学与文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兼具两者特性，而不应该只向某一方倾斜。高有鹏认为，现代民间文学理论构成中，价值立场尤其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它决定着研究方法的成败。“为民众的”立场就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它要求我们不断深入民间去尽可能全面地把握民间文学，尊重民间，即礼失不但求诸野，而且要用之于野。
刘锡诚在《歌谣研究乡土派及其历史地位》[3]中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早期阶段，“乡土研究”是一个势力强大的群体或流派，这个群体或流派的特点是以本乡人搜集和研究本乡歌谣和故事。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搜集，但在歌谣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成绩，以董作宾的《看见她》研究为代表。他们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早期阶段非常活跃，特别是在搜集和积累歌谣资料方面，同时也在研究方面，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最初的基础。
对前辈知名学者学术思想的清理、总结与反思，素来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话题。叶涛《关德栋学术思想述略》[4]对关德栋教授在长达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为我国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等学科所做出的学术贡献进行了仔细梳理，并分别对各类成绩进行了恰当的评议。黄国益《钟敬文的文化分层理论研究》[5]着重评述了钟敬文的民间文化观。其它还有李小玲《胡适的“比较研究法”与民间歌谣研究》[6]，王焰安《张清水的民间歌谣搜集实践与研究》[7]、《袁洪铭：东莞民间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人》[8]，肖远平《20世纪学术史上的民间故事研究——刘守华先生与比较故事学》[9]，过伟《中国民俗学学派方法论》[10]、关家铮《阿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11]等。
对学术事件进行考镜、辨章的论文相对较少。以早期歌谣研究时期为中心的论文有施爱东《<歌谣>周刊发刊词作者辨》[12]，李开军《歌谣与启蒙——以晚清<新小说>杂志的“杂歌谣”专栏为中心》[13]，赵黎明《五四歌谣方言研究与“国语文学”的民族性诉求——以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活动为例》[14]。以地方性学术活动为主题的文章有田茂军《50年回眸:湘西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15]，王焰安《20世纪上半叶广东客家民间文学搜集情况概述》[16]等。
以民间文学的教学及课程设置等为主题的。黎敏《1949-1959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民间文艺学课程建设——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心》[17]探讨了建国初期民间文艺学课程的初创以及该课程如何伴随政府的教育、文化政策的发展而发展。相关主题的论文还有陈玉平、庹修明的《贵州高校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状况调查——兼谈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重要性》[18]，王昆建《民间文学:云南儿童文学的文化母体》[19]，李卉《谈民间文学教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培养》[20]，姜良存《略论民间文化与语文教学》[21]。
民间文学自其发轫以来，对西方理论的寻求与介绍就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是不同年代可能选择不同地区或流派的理论。2005年，主要选择了欧美。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有（美）阿兰·邓迪斯著，户晓辉编译的《民俗解析》[22]，该书选编邓氏不同时期论文12篇，内容涉及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民间故事的母题和类型学研究，以及对故事、童话、谚语、谄媚语、传说、游戏等民间文化形式的精神分析学阐释等，代表了当代国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先进成果。
对表演理论与口头传统、口头诗学的介绍也逐渐深入。这一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尹虎彬《二十世纪口传文学研究的十个误区》[23]，文章对19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口头传统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口传文学的创作与表演、作者与文本、传统与创新、口传文学的文本记录与现代民俗学田野工作的科学理念、民俗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联、关于口传文学的价值判断、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双向互动、口头传承、书写传统和电子传媒的传播学意义等。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更预示了新的学科走向。其它还有彭牧《实践、文化政治学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24]，杰克·古迪、户晓辉《口头传统中的记忆》[25]等。
杨利慧《民间叙事的传承与表演》[26]，在民间叙事的研究方向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作者从“表演”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两次兄妹婚神话表演事件的个案分析,展示了民间叙事的动态而复杂的传承、表演和文本化的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往往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充满了传承与变异、延续与创造、传统与个人创造力的不断互动与协商。作者认为，只有把历时性研究和特定表演时刻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与民族志研究、文本研究与表演过程研究、对民间叙事的集体性和模式性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等结合起来,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民间叙事的传承和变异的本质,及其形式、功能、意义和表演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2005年，部分学者延续了前几年对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钟宗宪《论民间文学的学科认知与研究方向》[27]从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着手,着重分析其学科内涵,以及“民间文学”与“俗文学”、“通俗文学”在定义上的相关问题,同时扩及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的讨论，并结合台湾地区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概貌，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向及建议。同类论文还有陈金文《特征研究及其在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中的运用》[28]，韩雷《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反思》[29]，王文参《神话原型批评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的方法论意义》[30]，刘波《20世纪民间文学理论本土化探析》[31]。
德国学者傅玛瑞在《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32]中认为，西方学界对20世纪初到1949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已有人做过较详细的研究,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很少。傅氏呼吁西方学者关注1949年以后中国民间文学发生的背景和成绩,特别要注意钟敬文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的进行情况和资料成果,以便对民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这一复杂问题中的某些细节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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