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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产生于人类生产水平和认识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它是原始人类通过幻想方式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又企图用幻想的方式去征服世界。这反映了原始人类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特征。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祖国的边疆地区和边远山区，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加上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许多民族的社会发展十分缓慢,这种客观条件，使各民族神话得以产生、保存和传承。这是我们今天仍能从各民族民间口头传承中，收集到大量的神话作品的原因所在。
汉族古老的神话作品，大都保存在古籍之中，而且只留下了部分片断记载。与此相反，少数民族神话不仅作品的数量很多，而且至今还完整地流传在人民的口头，特别是一些民族的大型的创世纪神话作品,内容古朴,想象奇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第二,英雄叙事诗。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这类体裁的作品比神话产生得晚，大约是原始社会末期和以后阶段的创作。英雄叙事诗（史诗）是一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文学现象，很多作品的情节是在部落纷争中展开的。歌颂部落英雄，要求统一的意志，是史诗的基本主题。史诗除短篇作品外，一般均为宏篇巨制，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它往往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在民间长期流传，成为一个民族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的总汇。所以某一民族的史诗，常被认为是这一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形象化的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蕴藏十分丰富，特别是一些古代游牧民族,此类体裁的创作尤为发达。比如蒙古族中,保存流传的中、短篇史诗上百部。哈萨克和赫哲等民族中保存的史诗作品也很多。在西南一些民族中，近年来也发现不少英雄史诗，如傣族的《相勐》、《兰嘎西贺》，壮族的《莫一大王》等。在少数民族众多的史诗作品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 3部史诗不仅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而且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其中《格萨尔王传》为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约计长达 100多部。目前，这一史诗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不久我们即可见到这部史诗的全貌；《玛纳斯》共8部,搜集工作已完成。流传于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史诗《江格尔》，已有15章本翻译出版，最近又发现不少异文。这 3部史诗各有其不同的艺术结构。《格萨尔王传》是从格萨尔一生的事迹展开情节的，它在藏族各地区流传时，民间艺人们又根据英雄的某一事迹敷演成篇，成为单独的一部，造成史诗十分庞杂的体系；《玛纳斯》是以玛纳斯以下八代英雄的事迹，逐步展开情节，首尾贯通，结构完整；《江格尔》则叙述了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的征战事迹。
由于中国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许多近代英雄人物的事迹,也通过叙事诗的形式加以表现,如蒙古族的《陶克陶之歌》、《嘎达梅林》及苗族的《张秀眉之歌》等，都是优秀的英雄叙事诗。
英雄史诗的出现，充分表现了中国少数民族人民惊人的创造能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少数民族英雄史诗不仅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
第三，民间叙事长诗。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民间叙事长诗的创作，具有特别的光彩，在汉族民间文学中，叙事长诗是屈指可数的，而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此类体裁的创作特别丰富和发达，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叙事长诗，有的民族甚至多到上百部和几百部,比如傣族的阿銮叙事诗，号称550部。民间叙事长诗中以爱情为题材的占大多数，也有些是一般生活叙事诗。已收集、整理、翻译和发表的优秀作品有《阿诗玛》（彝族）、《妈妈的女儿》(彝族)、《召树屯》(傣族)、《娥并与桑洛》(傣族)、《生产调》(傈僳族)、《逃婚调》(傈僳族)、《鸿雁带书》（白族）、《青姑娘》(白族)、《达稳之歌》、《达备之歌》、《特华之歌》、《唱离乱》、《马骨胡之歌》(以上壮族)、《仰阿莎》（苗族）、《月亮歌》（布依族）、《伍焕林》（布依族）、《锦鸡》(土家族)、《拉仁布与且门索》（土族）、《马五哥与尕豆妹》（回族）、《黄黛琛》（裕固族）、《艾里甫和赛乃姆》（维吾尔族）、《萨里哈与萨曼》（哈萨克族）、《达那巴拉》(蒙古族)以及《成吉思罕的两匹骏马》(蒙古族)等。这些长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它提供的有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的形象画面，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对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极有价值。
除神话、史诗、叙事长诗之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还向我们展示了其他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其中民歌的多种表现形式,是民间诗学研究的宝贵资料。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许多民族被称为“歌的民族”，许多民族地区被誉为“歌的海洋”，民歌对唱，至今还是人们相互之间交流感情的主要工具。以歌对谈，以歌答问，以歌传情是各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中国西北地区的“花儿会”,广西壮族的“歌圩”,仫佬族的走坡，苗族的芦笙会、采花节，白族的“石宝山歌会”等，都是这些民族传统的歌节。这种歌唱习俗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民歌形式和格律。从押韵方式来讲，蒙古族民歌押头韵，西北地区各民族中流传的“花儿”押尾韵和双尾韵，壮族的“勒脚歌”押腰脚韵，苗族的古歌有的押调不押韵，音调相谐造成音乐美，侗族、壮族民歌的多声部合唱，更会使你陶醉于动人的旋律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诗歌史的研究，大可从少数民族民歌中获得丰富的资料。
提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应特别肯定民间歌手、民间故事家的功绩，他们在创作、保存、传承民间文学中有特殊的贡献。除柯尔克孜族的朱素甫·玛玛依，还有蒙古族的琶杰、毛依罕，藏族的扎巴、玉梅（女），傣族的康朗英、康朗甩，苗族的唐德海，赫哲族的吴连贵、葛德胜，朝鲜族的金德顺（女），满族的傅英仁等。民间歌手朱素甫·玛玛依、姜秀珍、康朗甩和《刘三姐》歌词收集、整理者黄勇刹在朗诵新诗歌传统悠久的作家文学。和汉族文学相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作家文学产生较晚，但是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作家文学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有些民族虽然很早就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如彝族、傣族、纳西族、满族等，但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很少。他们的文字主要用来书写经书和记录民间文学作品，还有些民族曾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某一种土俗字,记录本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如壮族、白族、瑶族等，但这只是语言交流中的一种辅助工具，并未普遍使用，更没有用它来进行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新文字并逐步推行，这将为使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的作家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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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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