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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傅学术思想的异同
傅斯年认为“思想不能离开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35]又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故在中大办研究所时，把语言放在历史前面，相提并论。而“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36]他的主张，就是要把历史语言和自然学科一样对待，用科学的方法，新的材料，做全新的史学研究。钟敬文先生在评议顾傅学术思想的差异时认为傅斯年头脑中有“西欧标准”，[37]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济则以为傅斯年“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分，他向来不用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名词。”[38]傅极自负，民族自尊心又极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不承认也是可能的。
顾颉刚没有留学经历，但不等于他没有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1920年顾大学毕业，在北大图书馆做编目员，10月始曾一度“任清查外文书籍、重编西文目录事。”[39]没有一定的外语基础是不可能从事这项工作的。另外，从他指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参考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不注明一事，[40]可见顾对海外学界的动态也很关注。又据钟敬文先生回忆，1928年杨成志进中大之前，顾颉刚曾给杨一篇英文版史学论文让杨翻译，杨完成考试后，顾颉刚认为大致不错，才让杨进入中大语史所。[41]值得注意的是，顾很少在文章或是讲话中提及西方文化，[42]但我们从他与胡适之的关系，从他对科学方法的追求来看，这绝不会是一个没有受过海外文化的影响的学者。之所以不提，大约也是因为自负，或者避短。
在学术研究的进行上，傅斯年“是能够实行从前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一个人研究学问究竟精力有限；大规模的分工合作，团体研究是比较容易有成就的。……孟真回国的时候，正是我国团体研究机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孟真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是中国做团体研究最成功的。”[43]其实不仅在中研院史语所，即使是中大语史所，也是当时最成功的大学研究所，这是傅斯年顾颉刚合作领导的结果，尽管两人也因此而分道扬镳。在傅斯年进入中山大学之前，中大并无语史所之议，朱家骅之聘傅斯年，也是聘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的，语史所的建立，应与傅斯年关系甚大。中大民俗学会的成功，与语史所是息息相关的。
钱穆认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在其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然孟真心中之史学前途，则实不限于此两者。”[44]大约以为对考古的重视是傅有别于顾的一大关键。
钱穆这段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其实顾颉刚也很重视实物材料的扩充和应用，只是没有象傅那样专门地鼓吹和提倡。顾认为“史料有很多，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实物，一类是记载，再有一类是传说。这三类里，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45]在序列上还是把实物的材料放在了第一位的，不过他又说：“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古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46]这种“一件东西”的态度曾受到胡适的批评。
胡评《古史辨》“方法虽然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学的。”[47]傅斯年也在背后讥讽顾颉刚是“上等天资，中等方法，下等材料。”[48]这里被胡适排斥，被傅斯年目为“下等”的材料，应该就是指民间文学和风俗资料。
顾傅对待史料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傅更注重实物的材料，不大重视口头传说的材料；更相信科学采集的材料，不大相信文学的材料。而顾的古史演变说却正是从对传说的研究起家的，顾对民间文艺和民俗资源的兴趣，确实远过于傅氏。
但傅斯年也并非不重视民间文学，只是在对民间文学重视的度上不大一致。1926年胡适在巴黎的时候，傅斯年专程从柏林来看他，两人聊了几天，傅斯年曾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同时每一种文学都经过一种生、老、病、死的状态。从民间起来的时候是‘生’，然后像人的一生一样，由壮年而老年而死亡。胡适甚至认为“这个观念，影响我个人很大。”[49]不过它只是就文学论文学，并未提及这种民间文学与史学的关系。
傅也很重视田野作业。他在欧洲时间长，对当时的新兴学科及学术方式比较了解，他是中山大学最早的“人类学系”筹备员之一。[50]辛树帜瑶山生物采集活动中的民俗活动，就是受了傅的委托。傅的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计划中，就包含了西南民俗调查的题目，该所第四组是“人类及民物”组，[51]特聘史禄国负责研究工作，辛树帜、容肇祖负责搜集各种民物标本。[52]后因社会科学研究所另有“民族学组”，史语所就不在该所重复这一工作，1934年，“民族学组”改归史语所，列为第四组，命名为“人类学组”，也是在傅的领导下工作。但傅斯年的田野作业的概念是建立在寻找“新材料”原则下的作业，不限于民俗调查，也包括田野考古之类的工作。[53]
傅斯年田野作业的目的是为历史研究服务，他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又说：“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规模的注意。零星的注意，中国向来有的。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54]顾颉刚虽然没有把中国的历史研究与欧洲作如是比较，但在对待民俗与历史学的关系上，和傅斯年几乎没有两样。
对于为何在广州率先进行民族调查，傅也有一段说明：“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55]
顾颉刚在《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中也表达了着手田野调查的紧迫感：“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以前我们在北京大学，曾开手做这种运动，设立了一个风俗调查会和一个歌谣研究会。后来因经费及种种关系，没有干出很好的成绩。现在中山大学有民俗学会的组织，就是立意在继续北大同人所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56]
从以上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到，顾傅两人的学术思想在主流上是一致的。这也是时代的学术发展对个人的学术思想提出的必然要求。他们的分歧，只是在具体操作中才体现出来。傅的起点高，争胜心强，顾更现实，重在基础建设。
在对待同一问题（如民间文化）上，两人所使用的概念是不一致的。“民俗学”是顾颉刚打出来的旗帜，以傅斯年的性格，他不可能跟在顾的后面充当吹鼓手的角色，为了他人做嫁衣裳。傅斯年在计划史语所时，对同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使用的是“人类及民物”这样一种说法，反正当时的新兴概念都还没有沉积成型，“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诸多名词，都在学界通行着，相互之间，并未明确分工。“民物”这个叫法，听起来有点古怪，但不如此不足以区别顾的“民俗”，其实该学组最初的工作与“民俗学会”并没有大的分别，如果说有，主要是史禄国负责的体质人类学。
史禄国及其夫人早年在中国东北的人类学调查曾经取得过值得赞赏的成绩，他的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理论修养是同期国内学者所不及的，可以这么说，史禄国是傅斯年想借以与西方学术规范接轨的一座理想的桥梁，也是可以用以区别顾颉刚的“浅薄”、“无聊”的搜集整理方式的一张王牌。如果这个说法没错，就很容易理解史禄国从云南回来以后，傅斯年为何会极力“袒护”他。
中研院与中大合作的西南民俗调查中，史禄国因为对云南土著的社会和原始状况“感到恐惧”，[57]提前结束调查回到广州。1928年10月29日，学校有关部门专门“为质问史禄国事，在校开会”，汪敬熙态度激烈，定要学校辞退史禄国，顾颉刚评论说：“孟真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也，缉斋（汪敬熙）必欲去之，亦成见。予极畏事，而今乃不得不为调人”[58]。最终史禄国虽被保留教职，但自此被中大教授排除在了主流学术圈外，各学术场合不再有史的出现，此后的史氏主要呆在中研院史语所做有关华南和西南的体质人类学的材料整理和研究。[59]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像白求恩一样具有为中国人民事业的牺牲精神，但史氏领着每月四百元的高薪，事前是与中大签订了工作合同的，[60]他带着大把经费大老远的跑到云南，最后半途而废，确实应该负些责任。傅斯年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他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宽容态度确实值得玩味。
钟敬文先生晚年对顾傅之争的看法，颇可用以作为本节的结语：“傅斯年想把中国的种种研究变成世界上有名的汉学研究，同法国一样。他的要求很高，而顾先生认为民俗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要多采集，采到的东西就直接发表，不然学校的形势一变，那些材料都没有了，北大就是这样的，所以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一个是要求很高，一个是想从普及入手，普遍搜集材料，然后再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学问来。他们本来是好朋友，后来吵起来，……这是学术分歧，没有个人、政见上的差异。”[61]
(本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编：《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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