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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性格差异
傅对中大民俗学运动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引进了顾颉刚，协同创立了民俗学会。
顾颉刚与傅斯年在北大时同住一间宿舍，[14]也是好朋友，傅出国留学，还把《新潮》交由顾颉刚打理，其后两人一直未绝学术往来。傅到中大以后，积极筹办文科各专业，大力为中大招募人才，遂多次去函动员顾到广州来。顾在日记中说：“孟真来了两封快信，要我到广东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鲁迅知此间研究院停办，请朱骝先邀其余人而独排我，孟真则欲独招我”[15]。当时正值厦门大学办学经费紧张，教授工资难以保障，校长意见一日三变，加之武昌中山大学也邀顾北上，害得顾颉刚也是左右摇摆。傅斯年不断催促，1927年3月22日，顾终于下决心辞去厦大职务，先把辞职信拿到《民钟报》去付印，然后再去校长处辞职。
顾颉刚4月17日一到广州，安下客栈，即与容肇祖直去傅斯年处，之后一个多月内，顾傅几无一日不见面，顾颉刚家未迁至，常在傅家吃饭，谈计划。
顾颉刚到穗时，鲁迅正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坚决反对顾颉刚入校，朱家骅左右为难。顾颉刚4月19日还在日记中担心：“鲁迅既绝不通融，而孟真又不欲与闹，我事未知如何”。到了4月21日，顾颉刚“夜饭后到孟真处，悉渠已为我事辞职，鲁迅有匿名揭帖，说我为研究系，要人签名反对，但无一签名者”[16]。
朱家骅左右为难，只好交由学生开会处理。学生主张三人皆留。鲁迅见挤不走顾颉刚，只有愤而自辞。学校当局挽留无效，只好忍痛割爱，放走鲁迅。由此一事，可知傅斯年操纵局势之能力。
顾颉刚进中大之后，两人同舟共济经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不到半年就让语史所进入轨道，很快声名鹊起。
1928年春，燕京大学来书欲聘顾颉刚北上，顾一直怀念北京的学术环境，便要答应。傅斯年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认为在中山大学语史所刚刚走上轨道的情况下，顾要离去是故意拆他的台，一怒之下说出了“忘恩负义”、“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之类不理智伤感情的话。[17]
4月29日是星期天，晚饭后顾颉刚和容肇祖同到傅斯年的住处，商议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顾傅意见相左，傅斯年的脾气不好，顾颉刚在学术问题上又向不让步，两人遂至破口大骂。
这件事使顾颉刚长久不快，他在1973年还回忆此事说：“傅（斯年）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籍，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15年之交谊臻于破减。”[18]
因为傅斯年认为民俗学会发表的文章和丛书不是积年研究的成果，“无聊”、“浅薄”，顾颉刚对此屡有回应，比如他在为谢云声《闽歌甲集》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人家责备我们不该无限制地印刷时，我往往回答道，‘你看殷虚贞卜的甲骨，若罗振玉先生买到之后只供自己的赏玩，或者要待自己的研究完成之后再行发表，那么，这些东西便至今不能为人所知，有了同没有一样。惟其他肯尽量地印，供给别人研究的利便，所以会得造成一个新风气，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开出一个新天地。你们还是把民俗材料和甲骨文字一例看罢！’”[19]
象这样的话顾颉刚不是只说一两次，他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地表达着同一层意思：“凡是一说到学问，大家就责望它有系统，这本是不错的。但系统何自来呢？它能像天书一般的掉下来吗？既没有现成的系统可用，于是不得不努力研究，在事事物物的各个体中去寻出它们的关系和因果，列成一个系统。但是事事物物在哪里呢？它们也不会说来就来的，有待于我们努力搜集。所以在研究学问上，搜集材料是第一步，整理材料，求出其系统是第二步。这虽说是两步，其实距离远得很，经没有材料到材料完备不知道要费多少力，从粗疏的系统到精密的系统也不知道要费多少力。一般人徒 见结果的可羡而忘却创业的艰难，只想一脚跨上天，天下哪里有这种便宜事！”[20]这些话反复讲，傅斯年不可能看不到。
其实傅斯年的指责也不是全无道理。即使是搜集整理，起码也得有个严肃的态度，但有些书稿的作者确实不具备这一素质，比如说《扬州的传说》的作者就在他的“跋”中这样说道：“检到麦子开磨坊。几篇小品。印刷印刷。聊当屠门之嚼。但以赠给有情的人们消遣，不为无因。”[21]书中内容单薄、混杂，有传说，有故事，有歌谣，有些是没有情节的传闻，还有简略到毫无用处的“扬州考略”，在记录上更是没有科学性可言。张清水称“民俗丛书，虽然不尽好，但总算已尽了提倡之责。”[22]这已经算是好话了。《民俗》周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刘万章在192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在过去的一年中，民间文艺，民俗，所收到的材料，利害地说，除凤毛麟角般的些微研究文字之外，大部分都是各地的歌谣和传说！”[23]傅斯年作为语史所的主任，早就看出了这些问题，对此提出批评也是应该的。
顾傅矛盾日积月深，在这期间，胡适曾想为顾傅两人调解。顾颉刚曾在1928年8月20日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说道：“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是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欢喜有轨道，什么事情都欢喜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无轨道。又我的责功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够一天一天地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以在用人方面，两人的意见时相抵触。”[24]
这封信不知为何又被傅斯年看到了，傅很生气，11月13日，两人又为此大吵一通。[25]
两人的分裂，主要是性格差异所致。其实，在中国这种人治社会，傅是个办事能力极强的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尺度把握得相当好，相比之下，顾颉刚的书生气重一些，他的一些不精人情世故，也常叫傅斯年生气。比如1927年4月顾颉刚刚到中大时，傅斯年告诉他“中大聘书，去年伏园回厦时即已托彼转交，而为彼所吞没”[26]，顾颉刚怀疑是鲁迅之指使，将之说与江绍原，江又告诉鲁迅，鲁迅马上去责问朱家骅和傅斯年，使傅斯年大为尴尬，顾颉刚自己也叹道：“因此，孟真大责备我。予自知无处世之才，说话太老实，而鲁迅犹然诬我为阴谋派，怪极！”[27]
当然，顾傅关系的紧张也不排除傅对顾声名太显的不满。《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出版的时候，钟敬文在跋中将顾大大称赞了一番，同时也流露出对傅斯年不大支持民俗学会的不满。民俗学会在为该书所作的广告中，又称 “顾先生为当今史学界泰斗”。[28]傅斯年是个有大抱负的人，“他一生的兴趣，都寄托在史学方面，平素的精力，也都放在史语所里面。”[29]他是决不能同意对顾的这样一种评价的，心中不满，也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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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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