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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试图围绕顾颉刚与傅斯年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一段学术交往，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在民俗学会的内部不断地上演着一些愉快的合作或者不愉快的争执，但如果抛开一些可能存在的个人恩怨，单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并不因为各人对待“民俗学”的态度的不同而必然地可以区分出进步与落后。他们对待民俗学的态度可能不一样，但其为学术的宗旨是没有分别的。
关键词：顾颉刚 傅斯年 民俗学 学术思想 分歧
作 者：施爱东 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 广州，510275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100275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与傅斯年同是史学大家，两人在中山大学的一段交往，由情同手足，联手对付鲁迅，到最终分道扬镳，很长时间内是学术史的一段公案，许多人曾有过不同的揣测。本文仅仅是从他们对待民俗学的态度的异同这一角度入手，讨论两人的处事风格以及学术思想的差异。有关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于民俗学的开拓性贡献方面的文章已是汗牛充栋，并已在学界达成共识，本文基于这一共识，拟先从傅斯年与中山大学及民俗学会的关系入手，进入话题。
傅斯年的学术主张
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后，即受聘于中山大学，据朱家骅说：“民国15年我在中山大学，为了充实文学院，要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名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和戴季陶、顾孟余两先生商量，聘请他来担任院长兼两系主任。……当时中山大学声誉隆盛，他出力很多。”[1]顾颉刚评傅“任文学院长，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藉，遂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2]。傅的存在，对中大民俗学会影响不小。
傅斯年天资极高，胡适称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3]，据说他最早在中山大学上《尚书》课时，一段一段地在黑板上写，“并无尚书在手里”。他告诉学生，除两三篇外，其余都可背诵。[4]
朱家骅说他“自负才气，不可一世”，[5]傅也确有争强好胜，雄视天下之心。顾颉刚说他“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6]也是知人之语。20世纪之初，国内兴起的各种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团体，多是外国人主持。“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以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7]在国际上，汉学的中心所在也是法国，而不是中国。傅斯年很不服气，他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也好，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好，目的之一是为了与法国汉学争胜。他的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末喊出的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8]
傅斯年、顾颉刚都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师徒几个本来都是疑古的，但傅斯年出了几年国，回来却发现顾颉刚已经坐稳了疑古领袖的位置，“因为要超越顾颉刚的史学王国，不肯真的向顾称臣，在归国前后的短短一两年间苦心孤诣，另辟蹊径”[9] ，于是说服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增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做了史语所的筹备负责人。傅斯年“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10]于是再举史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
傅斯年学术思想最大的特色就是对材料的重视，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1]他反复向属下强调的一个原则是：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要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再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12]
循着傅斯年寻找“新材料”的要求，“史语所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在广泛范围内展开。他们先后对广西的瑶族、湘西的苗族、台湾的番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浙江的畲族、云南的傣族以及云贵、四川的古羌戎等族作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体质、文物、风俗、制度等项。同时，又对殷墟出土的殷周时期的人体骨骼，进行了研究分析。这些工作，在我国民族学与古人类学研究史上，都是具有开创之功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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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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