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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民艺术研究:民族国家的自我想象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大致由对汉族独尊的推崇[5],到以汉族为主体的有限几个民族的联合体的设想[6],最后形成了对于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确认。在这一过程中,乡民艺术发生了从社会文化的边缘到相对中心的位移。
20世纪初的中国乡土社会较之以往的历史阶段有其特殊性。乡土社会之成为突出问题是在近代中国发生的,其危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受西方入侵的影响,新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已经日益强烈地作用于中国乡土社会,城乡一体化的传统社会结构及发展模式被打破,作为乡土社会之基本单元的村落,在以城市化和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进程中日渐萎缩,成为当时整体性社会结构发展失衡状况的表征之一;另一方面,以“西学东渐”为背景而形成的革命性、现代性强势话语,逐渐渗入乡土社会,持续改写着民间文化的内在逻辑,造成了传统乡土社会自治机制的失衡与断裂。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而以传统文化为血脉滋养的乡土社会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是在这一整体性社会变动的影响下,乡土社会成为当时知识精英普遍关注的对象。
也正是以此为背景,作为乡土社会中一种自然自在文化现象的乡民艺术,忽然之间被发现具有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潜质,并被日益紧密地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框架之中。吕微认为,现代国家赖以奠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其实是重新发掘、转换某种文化传统的建构结果,而通过发掘蕴藏在民间的文化传统,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体就可以被虚构出来。“五四”时期从传统中发掘出来的“民间”表象首先被用来表达一种社会性和现代性的理念,当学者和革命家发现“民间”所附着的表象与理念可以超越狭隘的历史民族观念时,民间文化就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要素[7]。或者说,20世纪初的乡民艺术研究本身就是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乡民艺术的发见与重视,是与他们“救亡图存”、力保中国根性文化薪火相传的使命感紧密相连的。因此,较具现代色彩的乡民艺术研究,自20世纪初发轫之始就担承着为“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提供文化依据的历史使命,而由此所引发的纠葛几乎绵亘整个20世纪。
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现代意味的对于民间文化的“发见”并不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对乡民艺术的搜集与展示也并不自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始[8],但新文化运动众先驱对于乡民艺术的集体性注意和集中性研究,却使得对于这一传统社会中的“异端”文化的关注与阐发,成为一种能够影响时代政治走向的社会思潮。陈独秀对“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的疾呼,胡适对白话文权威地位的倡导,顾颉刚从处于儒学阴影下的民俗文化中对于“历史真实”的寻找等等,都为“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9]铺平了道路。
因此,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部分骨干成员发起、以北京大学为据点的歌谣运动,也就被学界顺理成章地视作现代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源头。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并由北京大学教授刘复、沈尹默、周作人负责在校刊《北大日刊》上逐日刊登征集来的民间歌谣。1920年12月19日,在歌谣征集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设立,歌谣研究会归并于该研究所国学门。民间歌谣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特别的关注,既与几位发起人都深受中国传统的“诗教”文化有关,也与民间歌谣的社会辐射面较广,收集与整理起来又比较便利有关。客观上来说,从搜集歌谣入手,的确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容易形成某种社会运动。随着歌谣运动的推广和深入,一批活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文化学的学者,在研究各自专业的同时,已经程度不同地开始以乡民艺术作为其专业研究的佐助。在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中,经常能够看到“民俗物品”、“民间艺术”、“工艺”、“图画”等术语[10]。1923年5月,北京大学在研究所国学门设立风俗调查会,提倡分专题收集和调查有关民俗方面的实物。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已经由最初的歌谣或其他民间文学形式的收集与研究,逐渐扩展到乡民艺术的各个门类乃至更多民俗事象的收集与研究。而在此前召开的筹备会议上,与会人员审查了会章,制定了一份《风俗调查表》:“当场议决调查方法三项:(1)书籍上之调查,(2)实地调查,(3)征集器物。由研究所依照此三项进行。”这里所说的器物,是指“关于风俗之各种服,饰,器用等物(或其模型,图书,及照片)”[1](P16,P26)。以风俗调查会的名义发出的《风俗调查表》,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份比较全面、规范的民俗学调查纲要,其中关于民间艺术品的调查与征集的要求是较为明确的。1924年农历正月十四,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又专门印发《北大风俗调查会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11],并卓有成效,“十三(1924)年一月中曾征集各地的新年风俗物品(如神祇、年画之类),除由会内购备外,并请校内外同志就地搜集,所得成绩如下:神祇,二四二;花纸,二六;符策,七;红笺,五;杂件,六。共计二八六(件)”[1](P25)。稍后,鲁迅、郑振铎、张光宇、孙福熙、娄子匡等人在广泛收集民间年画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文章,引起了社会上的重视,一些地方的学者和爱好者也自觉展开了对于当地民间美术及相关事象的调查、收集、整理、陈列、介绍与研究工作。
1927年8月,广州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傅斯年兼任所长,工作“以语言、历史、考古、民俗四学会的研究及出版为主干”[2](P223),民俗学会的事务由顾颉刚主持。经会议议定,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民俗学会事务大致有:“(1)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2)西南民族材料的征集;(3)征求他省风俗、宗教、医药、歌谣、故事等材料;(4)风俗模型的制造;(5)抄辑纸上的风俗材料;(6)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7)编印民俗学丛书及图片;(8)扩充风俗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9)养成民俗学人材。”[2](P225)
1928年3月下旬,“民俗物陈列室”完成布置后对外开放,陈列有“首饰、衣服鞋帽、音乐、应用器具、工用器具、小孩器具、赌具、神的用具、死人用具、科举遗物、官绅遗物、迷信品物、民间唱本及西南民族文化品物14类陈列品凡数万余件”[12]。这是我国第一个按照民俗学知识进行分类的民间艺术品展览。
1929年6月6日至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以“提倡国货,以足民用;振兴国产,奖励实业发展”为宗旨,举办了规模庞大的西湖博览会,共有14.76万件展品展出,参观者达2000多万人次,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西湖博览会筹备期间,经钟敬文等人的多方奔走努力,以中山大学民俗物陈列室的藏品为主体的民间艺术品,也在该博览会上设专室展出,给众多参观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1930年夏,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等人在杭州发起并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并在福建、广东、四川和浙江宁波、永嘉等地建立分会。学会陆续编辑了一批书刊,其中《民俗周刊》、《民俗学集镌》、《艺风·民间专号》、《民众教育季刊·民俗艺术专号》等均以较大篇幅刊载了民间美术方面的若干研究文章。1937年5月,钟敬文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与施世珍等人在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筹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为此,钟敬文撰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从民间生活的视角出发对民间图画的社会功能与多元价值进行阐释,——“民间图画,是民众基本欲求的造型,是民众严肃情绪的宣泄,是民众美学观念的表明,是他们社会形象的反映,是他们文化传统珍贵的财产”,“可以使我们认识今日民间的生活,更可以使我们明了过去社会的生活。它是提供给我们理解古代的、原始的艺术姿态的资料,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创作未来伟大艺术的参考资料。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3](P240 241)。
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的系列论文在我国乡民艺术研究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自1934年起旅居日本两年多,潜心钻研欧洲及日本民俗学经典理论,“一方面吸取人类学派的合理部分,一方面又辅之以社会学派的某些唯物因素”,认识到“国际某些学派注重形式的研究法的缺点”[4]。这一时期,他的研究领域已不再局限于故事类型,而是开始扩展到广泛意义上的乡民艺术及社会习俗层面。他对民间文化内在逻辑的推思,与乡民艺术之于民族国家的功能与意义方面的预设,虽然搀杂了一定的文学抒情色彩,但其准确细密的程度已明显地超越了同时代人。其中,《关于民间艺术——〈艺风·民间专号〉卷头语》(1933年10月18日)、《民间文艺学的建设》(1935)与《〈民间艺术专号〉序言》(1937),是他在这一时期讨论乡民艺术的重要文章。其中,《卷头语》一文论及民众艺术的社会功能与研究现状,指出它们对于探索艺术的性质、起源、发展和机能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价值[5](P534)。《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首次提出了构建中国本土民间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些设想,并创用“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术语[6]。《〈民间艺术专号〉序言》则讨论了民间艺术的功能与存在形式,重点强调了民间艺术的学术与教育意义,虽篇幅不长,却切中肯綮,至今仍具活力[13]。
此后,从抗战开始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乡民艺术研究的缓慢发展时期。不过,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民间文艺在动员民众方面曾经起到过很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民间文艺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如晋察冀解放区扶植并恢复了武强年画社,大量印制颇受民众欢迎的《娃娃戏》、《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投豆选好人》等年画,还新创了一批适合当时战争形势的新年画,如《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劳武结合》、《识一千字》等等。除年画外,其他乡民艺术形式如民间歌谣、舞蹈等也大致如此[14]。
在敌占区和国统区,有一些学者继续坚持先前的乡民艺术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西南地区,部分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能够结合当地条件,将对汉族民间艺术的研究与对少数民族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如在1941年12月,杨堃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转到中法汉学研究所负责民俗学组工作以后,短时间内便收集到大量的年画、纸马,举办了“民间新年神像图书展览会”,并在展览会期间编印、发行《民间新年神像图书展览会》图录,就民间宗教与纸马、神像的关系进行探讨。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汉学》上,也登载了不少乡民艺术方面的研究文章[7](P20 21)。
综上所述,20世纪前半期乡民艺术的被发见及大放光彩,主要与现代民族国家在危难之际动员与吸纳全体民众力量的需要有关。实际上,这也是“民间文化热”绵延于整个20世纪的根本原因。世纪初的歌谣运动、50年代的民间文艺热、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及21世纪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都与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并一无例外地受到国家政治的直接操作或较为默契的间接推动。
而20世纪的中国文化精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经过自己的思想运作与具体实践,完成了对于民族国家上述需求的配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由如下理念,获得了自身文化生命的尊严与神圣感:民间文化可以是儒家文化的替代品,甚至可以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石,但它首先必须经过知识分子富有理性与才华的摒别、整理与加工。
因而,20世纪上半叶乡民艺术研究的眼光向下,并非是向民间寻找田园牧歌,而是要寻找某种“反抗精神”即革命性,从而对与之相适应的所谓“质朴刚健”的部分乡民艺术特别看重。然而,也有少数学者与时代政治的这一需求颇不“合拍”,试图从民众本位的立场出发对民间文艺学进行“系统的科学的建设”(钟敬文语)[15],以呈现和理解更本真的民间文化与民众精神为己任,如在主流学术话语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顾颉刚、钟敬文等。尤其是遭遇中山大学被逐事件的钟敬文,可视为具有独立学术追求的文人在与时代政治相左时遭受被黜命运的一种象征,与历史上不谙世情的“忠臣”遭遇强权时所一再上演的悲剧相似[16]。此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求“真确”为主旨、试图把握民众内在文化结构的学术取向日益边缘化,强调乡民艺术的现实政治功能,注重挖掘其“革命性”与“现代性”精神的价值取向一直占据上风,而乡民艺术所具有的更为丰富、多元的内涵与意义,便散落于深邃的历史时空之中,等待着另一个历史时刻的关注或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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