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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社会转型与精神重建:20世纪华北村落民俗艺术研究”(05BA011)的系列成果。
[2]本文采用“乡民艺术”这一指向性更为明确的术语,而未采用“民间艺术”、“民众艺术”、“民间文艺”等常用概念。该术语的优势在于:借助于“乡民艺术”之“乡”,可以将之界定于乡土社会之内,从而避免许多麻烦;作为这一概念的延伸,笔者强调“乡民艺术研究”当下应主要探讨“艺”与“乡”、“民”之间的内在关系。
[3]赵世瑜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与社会思潮、中国现代民俗学在本土和西学两方面的学术渊源等问题,有较详致的研究,此不赘述。参见该书上编“时世与英雄(上)”与“结语”部分。
[4]赵世瑜曾对这类“新思想史”研究的特点进行概括,认为尽管它仍会较多地关注知识精英,但因为意在揭示学者的思想与社会思潮、民众思想的互动,因而其研究方式不以叙述史(narrative history)为主体,而是在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解释(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or history of analysis),更注意文本(text)或符号(symbol)背后的意义(meaning)。参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第2、14页。
[5]如陈天华曾说:“天下汉种,皆系一家,始祖皇帝。除汉族之外,其他各族均非炎黄子孙,而是域外之族,绝不应该帮助他们。”
[6]孙中山、蒋介石基本秉持这一思想,即认为中华民国是由汉、满、蒙、回、藏组成的。
[7]吕微在这里虽然是就民间文学而论,但同样适用于包括乡民艺术在内的广义的民间文化。见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8]自鸦片战争以来,海禁开放,首先是西方教会出于传教的需要,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民间文化。他们最先收集了与民众信仰密切相关的纸马、花纸、符篆、年画等民间工艺品,并予以整理、编印。如在清朝宣统三年由上海天主教堂刊印的《中国迷信之研究》(著者为法国Henri Dore),更早的在英国出版的《中国风俗画》等等。而在民国建立之初,鲁迅曾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包括乡民艺术在内的“新式的”社会文化事业。1913年1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1914年,教育部曾在北京举办“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展览从各地征集到的民间玩具。
[9]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该文撰写于1935年钟敬文留学日本期间,见《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0]如蔡元培认为,现代博物馆应当“陈列各时代各民族的美术品:如雕刻、图画、工艺、美术以及建筑的断片等,不但可以供美术家的参考,并可以提起普通人优美高尚的兴趣”。见蔡元培《何谓文化》,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14日。胡愈之认为,“民俗学所研究的事项,分为三类:第一是民间的信仰和风俗(像婚丧俗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见胡愈之《论民间文学》,载上海印务出版社《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1月号。
[11]该文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9期。
[12]参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印《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续)·物品类目录》,载《民俗》第29、30期合刊(1928年10月17日),第51 60页。
[13]钟敬文指出:“艺术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是生活文化、社会文化有机体的一部分。特别在进步上比较落后的民族或民众,他们的艺术和别的文化还保持着一种深切的关系,甚至于是在一种未分化的状态中……民间艺术,也自然是一样。中国民间固有的绘画,有多少种不是和神道发生关系的?他们的建筑,又有多少种是能离开伦理现象而独立的?此外,像故事、歌谣、谚语等,都没有例外。总之,民众的艺术,不仅是人类的或国别的艺术史及艺术学、美学等重要的对象,同时也是人类的或国别的文化史、社会史,以及文化学和社会学等重要的资料。”“一座堂皇的祠堂,一幅庄严的神像,一出忠义的戏文,它们所掀动的情绪,所教导的行为,是不容易计量的。民间艺术比起我们学校中所讲习的音乐、唱歌、工艺、诗文等,无疑尽着更大的、更实际的教育职能!”见《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页。
[14]如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一带,仲秋节之夜孩童间流行且歌且舞的“圆月”习俗,以祈求丰收。歌词一般为:“圆月了,圆月了,一亩麦子打石了。”在抗战期间,这首唱月的童谣被改造为:“圆糕了,圆糕了,日本鬼儿挨刀了。鸡哽哽,天明了,日本鬼儿死净了。”而抗日战争恰于1945年(农历乙酉年,俗称“鸡年”)胜利结束,民间遂有“圆月”一歌成谶应验之说。在当时的各根据地或解放区,一些流行较广、内容不一的民歌小调如《五更调》、《四季调》、《绣荷包》、《孟姜女》等,多被填上各种新词,在公众面前演出。如利用《五更调》填新词改成男女对唱的《劝郎参军》,将《月亮一出照档梢》改编成新歌《思想起好不难受》来配合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等等。
[15]顾颉刚曾提出:“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见顾颉刚《〈民俗〉发刊词》,载《民俗》第一期(1928年3月)。钟敬文在20世纪30年代曾撰文呼吁建设一门科学的民间文艺学,也较多地注意到民间文艺研究中的民众本位,如他将世纪初以来的民间文艺研究热潮称为“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认为“对于民间文艺的注意、探究,以至系统的科学的建设,在目前社会的境况中很感到必要”。见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文末注有“1935年11月4日晨,东京”字样),载《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引文见该书第7、8页。
[16]对于这一个案,近年来学者著文多有涉及,其中以施爱东的考证与研究最有力度。见施爱东《私情歌谣与〈吴歌乙集〉风波》,《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 39页。笔者以为,该事件在当时社会语境中发生的必然性及其寓含的学术史意义,尚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
[17]如在1949年11月,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1953年,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要领导人为展览会题词并参观展览。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关于手工业工作情况的汇报时再三强调:“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5页)《人民日报》于1956年10月2日发表《重视民间艺人》的社论,于1958年8月2日发表《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强调“除了民歌民谣以外,民间故事、说唱、戏曲、工艺美术、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所有民间文学艺术,也都必须加以重视,全面地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各地各有关部门必须做出规划,进行这个工作”。
[18]如1950年春节,新华书店华北总店主办“1950年全国年画展览”,共展出17个地区的新年画309幅;同年,国家文化部为鼓励新年画创作,设立并开始颁发新年画创作奖金;1953年年底,由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19]如从1954年6月开始,“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和“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缅甸和苏联展出。1955年,“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又前往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展出。
[20]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民协”)在北京成立,随后各省市县的“民协”组织也开始陆续建立起来。
[21]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于1956年建院初期就建立了“泥人张”、“面人汤”等民间工艺美术创作室,浙江美术学院于1958年8月开设民间艺人训练班,南京艺术学院分别于1958、1962年开办了两期以发展江苏地方工艺美术为主旨的工艺美术专修科。此外,各省市还陆续开办了许多传统工艺美术方面的技校。
[22]如在1956年2月中国美协举办的“新旧年画、民间玩具展览会”中,有的学者认为:“一九五六年的年画里,能真正激发美感,激发对革命理想坚定不移的豪迈的信心的作品,真是太少了!”因此,这个展览出人意料地被称为“一个敲起了警钟的展览会”。还有人大声疾呼:“为了保卫和占领这样一种深深为人民喜爱的绘画领域,该是革命的艺术家们停止退却的时候了。”参见《美术》1956年第4期。
[23]对于这两次几乎波及全中国的民间文艺搜集整理活动,近年来有部分少数民族学者从对本民族史诗整理过程中显现的种种弊端予以深刻反思,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张力的概括性术语。如巴莫曲布嫫用“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来代指以前的彝族史诗整理过程中许多违背史诗传统本质的文本制作理念和方法。见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24]笔者注意到,在1980年代,各地以乡土风情为旗号的民间工艺展览、新民歌、土风舞以及大大小小的民俗旅游度假村等此起彼伏,其中确有少量乡民艺术因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获得了传承发展的良机,但为数更多、更接近于民俗原生态的乡民艺术活动却每况愈下,有的甚至面临灭顶之灾,也是不争的事实。
[25]耿波认为,在1980年代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口号中,“经济”的内涵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创汇,而是被国家意识形态所赋形的“经济政治”。在这一时期,“经济政治”代替“民族国家”成为全新的强势“他者”,剥夺着乡民艺术本真的生存境遇。见耿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中国乡民艺术的“去语境化”》,载《齐鲁艺苑》2006年第4期,第84页。
[26]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胡潇的《民间艺术的文化寻绎》(湖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为代表。本书从六个方面对民间艺术予以阐释: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艺术与“民间”,民生的显象,主题的文化剖析,艺术造型的图式,以及民间艺术中的象征。本书结合部分国外理论,对于中国民间艺术作了纵贯古今、跨越各民族的梳理,并对时下流行文化冲击严肃文化的现象表现出一定的忧患意识。
[27]杨民康著《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该专著分为10章:民歌文化与乡土社会的依存关系,民歌文化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传统民歌的整体化功能,文字与宗教的催化作用,《诗经》、雅文化与民歌功能分化,人生仪礼民歌与社会人格,婚姻恋爱民歌与两性相与,家庭家族民歌与宗法意识,乡里社会民歌与群体乐念,城乡社会民歌的一体化格局。该书具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涉及我国几千年传统社会与国内多个民族的民俗风情,在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上探讨了民歌与社会的关系。
[28]如在1980年2月,台湾政府部门委托台湾大学等7个学术团体和相关研究单位,以三个月时间对台湾地区的民俗技艺进行初步调研。同年7月,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正式接受委托,进行为期三年的“中国民间传统技艺与艺能”调查和研究。其中,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负责工艺和地方戏曲,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负责民间音乐、说唱、杂技和大陆地方戏曲的调查研究。
[29]这项调查成果以《民俗曲艺丛书》为名目,由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编辑出版,共80种,总字数超过2000万。丛书主要分为五大类:调查报告集43册,资料汇编12册,剧本或科仪本集20册,专书3册,研究论文集2册。刘锡诚先生认为这一活动“无疑也是功在千秋的一个壮举”,“堪称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的最宏伟的田野调查工程之一”。见刘锡诚《非物质遗产与文化“飞地”》,《中外论坛》(纽约)2003年第2期。
[30]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帝国时期,地区之间的不同,不仅表现在资源的天赋或潜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发展过程所处的时间和性质方面。”由此,他将帝制中国分为九个地区,认为这些地区分别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载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一编第243页。
[31]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陈勤建著《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宋德胤著《文艺民俗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王惕著《中华美术民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纪兰慰《舞蹈民俗学的学术定位》(《民族艺术》1998年第2期),潘鲁生著《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张士闪著《艺术民俗学》(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易中天著《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赵德利著《文艺民俗美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杰著《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郑元者著《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沈阳出版社2003年版),容世诚著《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薛艺兵著《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32]这方面的著作包括:项阳著《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傅谨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方李莉著《景德镇民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张士闪著《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杰文著《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类论著(包括一批尚未出版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为数众多,本文限于篇幅,不遑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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