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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20世纪初到1970年代，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导引下，乡民艺术经历了一个被抽象化、工具化与符号化的过程，其政治价值得到充分开发，其主体意识则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1980年代以降，众多学者试图在阐释中使乡民艺术返归乡土语境，多维度的解蔽努力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重新焕发生机。
关键词：乡民艺术；民族国家；乡土语境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就这一社会时空而言,晚清时期大致代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背景式时段,中华民国与新中国则是其先后经历的具有不同现代色彩的两种社会形态。在这一百年的历史中,社会变化之大之快,历史影响之巨之广,足称史无前例。与之相应,表现在文化领域,包括乡民艺术[2]在内的民间文化在20世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因之获得了较前更加深入地参与社会进程的机遇,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乡民艺术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社会,在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过程中,因体制笨拙、经济落后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反而激发起举国上下救亡图存的政治热情,而众多文艺形式的政治功能也因之凸显并不断地得以强化。20世纪乡民艺术研究中的“政治化”倾向正是这一社会思潮的延续。
可以说,20世纪初对于中国乡民艺术的较具现代色彩的研究,正是基于晚清社会之变局,受到西方文化之激发,一批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眼光向下的革命”的产物,其后的研究态势与发展走向也始终与时代政治环境的变动密切相关[3]。纵观20世纪初至19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乡民艺术经历了一个被关注、开掘直至被赋予越来越浓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过程。伴随着国家政治对于地方社会控制意识的增强,乡民艺术的政治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与利用,甚至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自1980年代至今,一种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重新体认“民间”,试图在阐释中使乡民艺术返归乡土语境的研究潮流声势渐壮,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蓬勃气象。
对于20世纪百年间乡民艺术研究思想脉络的梳理,至今仍少有学者问津。笔者以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乡民艺术不同于任何具体门类的艺术,其包容甚巨,形式多样,颇难把握;其二,与此相关的,近百年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零散,研究人员庞杂,研究视角林林总总,增加了该学术史“研究之研究”的难度。乡民艺术的研究者或许能够罗致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可以找寻到众多的分析角度,但具体操作起来,总不免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惑。这一困境的形成,其实与乡民艺术自身之一。所特具的“生活文化”性质有莫大关系。可以说,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乡民艺术,既具有一定的现实功用,又具有超越现实的艺术审美的意义,而这种超越却始终未曾脱离生活的日常性。或者说,它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最朴素的意义,同时又蕴含着超越现实的无数可能,这其实是理解乡民艺术的关键之处。乡民艺术从来都是在反复展演或模式化制作的流程中展现其魅力的,其发展历史大都表现为一种反复性较强的稳定传承,而非单线式的演进,这一反复展演或模制的流程正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然而,许多研究者对于乡民艺术传承中的这一反复性特征,以及乡民艺术与乡土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却未加以特别的注意,这便容易囿于民族国家的话语模式,形成对于乡民艺术之生活-文化整体的割裂和对乡民主体的遮蔽。
本文拟从艺术学与民俗学的双重角度切入20世纪中国乡民艺术学术史研究,将主要关注如下方面:20世纪初乡民艺术如何引起学者关注,其后如何被运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元素,直至被改造为革命话语形式,以及1980年代以降学界对于乡民艺术的重新体认。笔者采取的是一种“新思想史”的研究范式[4],即主要是将乡民艺术研究视为一种时代思想、一种社会思潮,因而所探讨的就不仅是乡民艺术研究史,同时也是相应的思想史或社会思潮史,将20世纪乡民艺术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纳入中国现代思想史或社会思潮史的轨道。鉴于此,笔者将主要围绕20世纪学者对于乡民艺术价值的预设、相应研究体系的建构乃至社会性研究思潮的兴起等,考察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如何借助于学者的学术运作而得以实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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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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