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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钟敬文先生与中国巧女故事研究的关联为研究对象，在回溯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分析了钟先生类型学研究方法与文化学探究视角对中国巧女故事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及由此引发地对民间故事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
【关键词】钟敬文；巧女故事；类型学；文化学
在歌谣学运动的高潮之后，中国现代民俗学有一个对民间文学各种体裁、各类作品逐步拓宽的研究过程。中国的巧女故事，因其传承时域的广远[1]和女性主人公的聪慧，成为这一过程中被多位学者关注和讨论的对象。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最早与中国巧女故事研究结下不解之缘的一人。严格来讲，巧女故事从未成为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研究中的独立客体，但却始终栖身于他的类型学研究和文化学思索之中。
一、结缘：民间趣事的类型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随着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和民主思潮的日益盛行，中国现代民俗学开始起步并逐渐扩展，一直处于学术边缘位置的民间文化逐步被纳入到学界主流的研究视野之中。许多文化先驱开始关注为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试图通过故事的研究，去认识民众精神与民间文化的精髓，以便从中寻找中国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契合点，从而推进思想界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出于对这种反思意识的自觉回应，搜集和研究民间趣事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界的热点之一。当时的巧女故事研究，虽然尚未单独列入学者的日程表，但已经囊括在民间趣事的搜集与研究整体之中了。
30年代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林兰编选的民间故事丛书是这一时期搜集成果的代表。这套丛书近40种，故事总数千篇左右。其中收录有巧女故事的集子约14种，大多集中在民间趣事部分[2]。另外，还有一些单行本中也收录了巧女故事，如娄子匡、陈德长编《绍兴故事》（1929）、娄子匡编《巧女与呆娘的故事》（1933）、清水编《太阳和月亮》（1933）等。这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搜集成果的问世，为后来的巧女故事研究带来了可能。
钟敬文与中国巧女故事的结缘就源起于他对民间趣事的类型学研究[3]。1927年底，钟敬文与杨成志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民间故事的70个不同类型。这次译介经历促使他开始在自己的民间故事研究中大量地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他曾明确表示：“民间故事的类似的比较的研讨，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我现在也是大半用这个手术来写我的小文”[4]。《呆女婿故事试说》应当是较早的一篇佳作。若以历史的视角审视，钟敬文在此文中对类型学研究方法[5]的运用，只能算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表明，作者已经知道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探讨民间故事的产生与传承，并认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正如他在文章开篇处指出的：“如果我们依照西洋人的方法，要把中国民间流行的故事，区分为若干类式（Types），那末，谁也不容否认，呆女婿故事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很占重要的。” [6]这篇千余字的短文，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巧女故事，但却开启了钟敬文与巧女故事类型研究的结缘之门。
真正直面巧女故事，应该是在《中国民间故事型式》[7]（1931）的探究中。钟敬文所归纳的45个型式里，关于巧女故事的有三个：顽皮的儿子（或媳妇）型，择婿型，说大话的女婿型。从民间故事研究发展史看，这篇文章在类型的设定和使用资料的充沛程度上未必全然完善，但作者能够秉持民族化与本土化的原则，在对中国民间故事整体的把握中，进行巧女故事类型的归纳[8]，这不能不说是类型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先后两篇力作对于巧女故事研究而言，最直接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明确了巧女故事的归属问题，将巧女故事划归在与徐文长、呆女婿故事同类的民间趣事范畴中，侧重于强调故事蕴含的趣味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突破性的尝试。比较法和分类法被大量应用到故事研究领域，使巧女故事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考察同一母题或类型的故事在不同地域的变异情况上。这些研究不仅为后来探索民间故事的学者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新取向，而且引发了他们对故事分类问题的重视和按照类型研究传说故事的传统。这种类型研究的传统模式一直渗透在其后的巧女故事的研究实践中。
从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祁连休与冯志华共同编著的《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鉴》（1993）[9]到台湾学者金荣华撰写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㈠》（2000）[10]，基本都沿袭了钟敬文在30年代的类型学研究模式。但相比之下，丁乃通更加注重比较中国和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的异同。在他归纳出的17个类型[11]里，大部分都与A．T．相关类型近似或相通。而后两者更多地遵从了钟先生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倾向，依据中国的文化传统或习惯拟定了各故事类别和类型的名称[12]。
如果回顾钟敬文一生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民间故事基本型式、叙事形态的规律性变化等问题的关注和对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坚守，一直贯穿在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当中。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的序言中，还明确指出了类型研究在故事学研究整体中的重要位置：
从整个民间故事学的观点看，这种工作无疑是有意义的……类型索引的编著乃至根据这种观点、方法的探索，一般比较不重视故事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的分析和阐明。它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故事梗概的共同点及相异点，比较重视探究故事的流变过程和原始形态。没有疑问，应该说这种探索成果，对整个故事学的建立是有益的，对我们的研究来说，也是有用的。……它是我们这门学科（故事学）发展的需要，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需要。[13]
正如前文所言，巧女故事在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中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客体，但却从未远离他关注的目光。如果说，钟敬文与中国巧女故事确有不解之缘，那么此缘就缔结在他对民间故事类型的注目和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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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7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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