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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的有效管理。任何一项民俗事项，它的主体虽然是广大的民众，但是政府的意识或意志将会给予民众主体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符合主体本身意愿与民俗文化演进规律的，也可能不完全符合，甚至相反。如果符合即是正向有效管理，将产生聚能强生促使进化的功能；反之，则为逆向管理，必会造成元气损伤，带来或轻或重的负面效应。韩国“江陵农乐”从濒临灭亡到复兴繁荣的变化，即是一个政府有效管理的成功例证。“江陵农乐”曾深受民众的欢迎，却由于种种原因，几度限于困境。后来政府采取了如下干预：起初，为增强传统民俗事项的内在活力，积极组织全国性的民俗艺术竞赛，并颁发各类奖项。1977年，江陵农乐，获第18届农乐部门最高荣誉文化公报部长官奖，引起极大反响；1979年，江陵市长鼓励江陵市19位洞长，派农乐义务参加江陵端午祭的风物游艺演出，使五位来自中央的农乐专家惊叹不已；1985年，该地农乐被指定为国家“重点无形文物第11-4号”，给予更大的激励和推进；目前它已是每年江陵端午祭指定的风物游艺，参与者兴趣越来越浓，乐此不疲。在那个年代中国政府关注民间文化保护的自觉度显然没有韩国政府那样高，但也不是毫无作为。例如1984年在北京胡同里表演的花会得到区政府的认可，次年进入龙潭湖庙会，此后庙会活动一年比一年大，全国各地的花会以能参加北京春节庙会表演为荣，有此带动各地花会的恢复。1992年，当妙峰山庙会遭遇极大困难时，市领导的一句话：“城里请花会要出钱，人家送上门来你们为什么不要？”就使之化险为夷，从此年年举办一直至今。另外，作为政府一级基层机构的妙峰山管理处，也为庙会的正常举行，传统的积极传承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每年庙会前他们首先召开花会会首联谊会，对上山会档进行安排。并依花会上山年头的不同赠送不同旗子，以示精神上的鼓励。可以说没有政府的有力支持，这些古老的民俗活动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4、民众的自主参与是民俗事项“活着”的主体保障，也是其根本标志。妙峰山庙会和江陵端午祭至今还生机勃勃地传承着，根本原因在于它所传递的文化精神依然扎根于现代民众的心里。那些传统的祭祀仪式、风物游艺，依然是他们当下生活的一部分，精神和信仰的一部分，彼此朝夕相处，须臾不离。因此，人们不需要任何命令、要求，都会自觉参加。如妙峰山庙会，每年四月初一至十五各文会、武会均自己掏钱，献米舍粥、舍馒头、舍菜、缘豆，免费提供茶水；自己出车费上山献艺。2001年后，公交车不能进山，私家车、出租车以及翻山越岭者仍每日不断，三十至初一晨山路上的汽车通宵达旦，一夜约四、五千人。2005年石景山区古城秉心圣会会众将断档60年的花会表演项目恢复，冒雨进山朝顶，精彩献艺让山上的人们大开眼界，大呼“难得！”
妙峰山的庙会，可以说是在特定时间由庙宇、文会、武会、会众、香客、游客共同形成的一个非物质文化生命场，人们在这样的时空中充分表达自己的信念，展示自己的才艺，达到敬神娱人，娱乐休闲、强身健体、陶冶情操等等多重目的。
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民众的精神心理，沟通着神与人，信仰与现实，既令古老的传统融入今日之生活，又使今日之生活汇通古老的传统，从而在古与今的交汇、碰撞中，推动传统自然地传承与衍变。在山上做了十多年考察的法国汉学家范华先生，称妙峰山庙会期间行香走会的花会表演，“把朝山进香的活动演绎成了北京郊区最大的民间戏剧节”。（《法国汉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02年12月出版，第274页）的确，妙峰山庙会为民间花会表演、民众自娱自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大舞台。可以这样说，民众的自主参与是民俗事项“活着”的主体保障，也是其根本标志。
5、民俗学者的积极参与，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江陵端午祭”就是韩国民俗学会前会长、中央大学教授任东权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首先发现并热心关注的。经他的提议，1967年，政府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文物第13号。从此，这一活动有了制度的保护，获得传承与创新。北京妙峰山庙会所以连续不断，也与中外民俗学者的关心有着密切关系：1925年，北京大学顾颉刚先生带领一批学者上山考察，并发表文章，引起极大反响；1995年，召开纪念妙峰山考查70周年学术研讨会，93岁高龄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亲自带领大批学者、学生上山考察，此后多位学生以妙峰山为题完成博士、硕士论文；同时，美、法、日、韩等国也有不少学者以此为研究对象，发表论著；2004—2005年，中日学者联合组织学生进山考察，详细追踪春季庙会全过程；2005年由中国民俗学会、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多个组织联合召开纪念妙峰山考查80周年研讨会并立纪念碑。“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纪念碑”揭幕仪式即在2005年春季庙会的第一天举行。这种学术的参与，为传统文化保护注入有益的智力支援，促成其积极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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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贺学君博客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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