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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说的傩文化，包括傩面、傩仪、傩舞和傩戏，既是一种古老的原始信仰习俗在当今的遗留，也是它活态的存在和延续，是一宗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文化最初是原始人类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万物有灵观念的表现，它以鬼神信仰为核心，以请神、逐鬼、驱疫等巫术活动和相关仪式为表现形式来求得人们情感与心理的平衡与满足，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社会生活的安定。
在我国，傩文化出现得很早，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萌芽，而在《周礼》、《论语》等古籍中就有了明确的记载。有的学者以敦煌卷子中所录古代傩歌唱词《儿郎伟》（共36首）所反映的内容为依据，把古代傩文化分为宫廷傩（官府傩）、军傩、寺庙傩和乡傩（即百姓傩，也包括丐傩在内）四大类，大体上是妥当的。有的学者则从地域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北方傩、中原傩和南方傩三大类，且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也有利于傩文化的比较研究。至于个别学者认定傩文化最初产生于南方稻作区，并说：“傩文化”就是“糯文化”，这个见解我却不能苟同。因为，这个看法有两点失误：一是傩文化在以定居为标志的农耕文明肇始之前的狩猎、游牧和采集时代就已产生，地处黄河中上游的羌戎部落就是原始傩文化的创造者之一，而古羌人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二是我们不但要从地域的横向上来考察傩文化产生的迟早，尤其应当从历史的纵向上和民族的迁徒史角度来考察傩文化的源流关系。傩文化的产生虽说是多元、多中心的，无论北方傩、中原傩还是南方傩，也不论是哪个民族的傩舞、傩戏，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因素。但如果追溯其本源，恐怕还是要定位在黄河中上游一带。在我看来，我国古代西北地区黄河中上游羌戎部落巫师的巫术活动及其相关仪式，就是今天各民族、各地区傩文化得以传承和遗存的最初源头，而各民族、各地区的傩文化在历史长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自又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和阐释，形成了今天多姿多彩的傩文化。
流传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杨塔乡、王台镇、红泉镇和三源镇一带的民间傩舞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与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源头。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它是当地古羌傩文化的遗存。地处黄河上游的永靖县，是古代羌戎部落的活动中心，也是羌文化的发祥地。这无论从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古文献的记载，还是从当地民间风俗中都可以得到证实。比如，从属于寺洼、齐家和辛甸文化三大类中的永靖县张家咀类型、永靖县姬家川类型和临夏县莲花台类型的出土陶器与有关文物，皆与古代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在描述地处永靖县境的小积石山的奇险幽深时说：“（黄）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唐代西明寺沙门释道世在其《法苑珠林》第三十九卷中则写道：“晋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风林津登长夷岭南望名积石山，即禹贡导河之极地也。众峰竞出各有异势，或如宝塔，或如层楼，松柏映岩，丹青饰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绮丽若此。南行二十得其谷焉。……凿山搆石接梁通水，绕寺华果蔬菜充满，今有僧住。南有石门滨于河上镌石文曰：晋太始年之所立也。寺东谷中有一天寺，穷讨处所略无定指，常闻钟声，又有异僧，故号此谷为唐述，羌云鬼也。”这些资料说明，“唐述”一词是羌语“鬼”的意思，其命名乃当地古羌语当无疑义，而羌人在古代曾有“面具狩猎”之俗。至于永靖一带民间白石崇拜的风俗亦来源于古羌部落。另外，永靖塔坪人在亲人亡故后，还保留着古羌人不恸哭、不戴孝、不吃荤等习俗。这说明当地还有古羌人之后裔及其文化的存留。杨塔乡等地的傩舞戏可说是当地古代羌傩的继承与延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炎帝、大禹均属古羌族部落的领袖，他们的后裔，与黄帝部落逐步相互融合，形成了后来的华夏族（即汉族之先民）。《说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羌人与秦人友好往来，相互通婚，致使河湟地区的农耕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到了西汉时代，河湟地区的羌人“内附定居”者逐步增多，尤其是魏晋与唐代的两次大迁徒，要求“入籍”的羌人更多，只有一少部分处于吐藩统治之下，后来定居于岷江上游一带。作为华夏民族成员之一的古羌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多有贡献。比如，“羊”是羌人的图腾，“羌”字正是头戴羊面具（或头饰）跳舞的人，凡以“羊”字为偏旁的汉字，如美、善、義、養、祥等皆具褒义，皆系羌人所创造。正因为永靖一带是古羌人的大本营，其傩文化在这里才得以遗存和传承。
其次，永靖一带的傩舞戏，也明显地受到古代军傩的影响，中晚唐时，为应对西北地区游牧部落的军事威胁，于是重建边兵，定名曰：“防秋兵。”唐代诗人张籍有《送防秋将》诗，周贺有《送陆判官防秋》诗，于鹄的《横吹曲辞·出塞曲》中则有：“待月调新弩，防秋置远营”的句子，而高适的《九曲词》三首之三则写道：“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罗沙取封侯。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在唐代，西北地区以吐蕃为首的游牧部落，往往乘秋高马肥、草料充足之时东进南下，攻城略地，还要掠夺农耕区的庄稼，故有“防秋兵”之组建。每当吐蕃部落等来犯，当地驻军与民间丁壮或以武力驱赶，或戴上凶神恶煞的面具，高举旗帜武器，敲锣击鼓来吓阻。这正是《周礼·春官》郑玄注中所谓的“傩谓执兵以有傩却也”这一古制的延续。我们从《明史》、《太祖实录》、《国榷》等古籍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从明洪武年间开始，朱元璋通过军屯、罪戍等办法，将苏皖一带的汉民大量向河湟、洮岷一带迁徒，其目的，正如其“敕谕”中所言：“洮州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今番寇既斥，弃之不守，数年后，番人将复为患。虑小费而忘大虞，岂良策哉。”（《明史》P·8540）而当时的守军和移民也把南方的军傩和其它民间歌舞带到了永靖等地，使当地古老的羌傩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永靖民间傩舞表演者有的至今仍着清代军服，且内容大都与尚武有关，也是深受历代军傩影响所致。
至于永靖傩舞戏已不仅仅是通过祭仪来“驱鬼”、“娱神”、“求吉”、“避凶”，而是具有了娱人的戏剧功能，如当地所流传的《笑和尚赶过雨》、《庄稼老》、《洗老老》、《方四娘》等，则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具有简单的故事情节，能引起围观者更大的兴趣。这类节目乃是当地民众对傩舞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可说是原始形态的戏剧，各地傩文化中皆有表现，不独永靖县为然。
以上就是我对永靖县傩文化来源的看法，不妥之处，望诸位学者指正。
2007年9月14日
本人作者：柯杨（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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